十月廿三，天放晴了。

连阴了半个月的北京城，终于出了太阳。阳光照在雪后的屋顶上，亮晶晶的，晃人眼。可街上的雪没人扫——扫街的旗丁都躲家里不敢出来，等着听新朝廷怎么发落他们。

紫禁城里更忙。

太监宫女们排着队，在午门外头领东西。每人一个小包袱：三套换洗衣裳，五两银子，一张盖着红印的文书。文书上写着：“共和政府遣散证明，持此可返原籍，各地官府应予安置。”

“就……就这么让咱们走？”一个小太监捧着包袱，手直抖。他九岁净身进宫，今年十八，除了紫禁城，不知道外头啥样。

老太监赵昌拍拍他肩膀：“走吧，走吧，这是好事。外头天大地大，总比在宫里熬到老强。”

他自己也领了个包袱，比别人厚些——他在宫里四十年，多给了十两养老钱。赵昌把包袱揣怀里，最后回头看了眼午门。门洞深幽幽的，像一张没牙的嘴。

这一走，就再也进不来了。

同一时间，武英殿里正在办另一件事。

殿里布置简单，就一张长案，两把椅子。杨振华坐在主位，对面是康熙——现在该叫玄烨了。他今天穿了件深蓝色的长衫，没戴顶子，头发梳成寻常发髻，看着像个读书人。

“玄烨先生，”杨振华推过去一份文书，“这是东北特别行政区的委任状。你任行政长官，爵位……我们商量了一下，封‘满洲公’，算是个名号，方便办事。”

玄烨接过，扫了一眼。文书是印刷的，不是手写，落款是“华夏共和国政务院”。

“东北特区，”杨振华继续说，“包括奉天、吉林、黑龙江等三省。你管民政，但驻军归中央——赵铁柱的部队会留一部分在那里，改编成东北边防军。税收三七开，三成留地方，七成交中央。这个条件，能接受吗？”

玄烨沉默了一会儿，抬头：“能问个问题吗？”

“请讲。”

“为什么……不杀我？”玄烨问得很直接，“自古改朝换代，前朝皇帝有几个善终的？我既然降了，就是待宰羔羊，你何必……”

杨振华笑了，笑容里有种说不出的疲惫：“杀了你，然后呢？满洲几十万人恨我一辈子，东北永无宁日。不杀你，给你个出路，满洲人有个念想，东北就能太平。这笔账，我算得清。”

他顿了顿，又说：“再说了，你才二十八岁，读过书，懂治国。东北那地方，汉人少，满人多，换个汉官去，镇不住。你去最合适——既安了满洲人的心，又能把东北管起来。这是为大局着想。”

玄烨看着对面这个人。四十五岁，眼角皱纹很深，但眼睛很亮，像能看透人心。

“我……还有个请求。”玄烨说，“宗室里，有些老弱妇孺，不想去东北的，能不能留在北京？我保证他们安安分分，不作乱。”

杨振华点头：“可以。愿意留下的，去帝号，改汉姓，以平民身份居住。愿意跟你走的，三天后出发。”

“谢总统。”玄烨起身，鞠了一躬。

这次杨振华没躲，受了这一礼。

宫里在遣散，宫外在审判。

菜市口搭了个台子，四周围了黑压压的百姓。今天要审战犯——鳌拜的余党，还有抵抗最凶的那些将领，一共三十七人。

福全也在其中。

他和其他人一样，戴着脚镣手铐，但腰板挺得笔直，穿着那身亲王礼服——虽然已经破旧不堪。百姓们在台下指指点点，有人骂“鞑子该死”，有人小声说“也是个汉子”。

主审官是华军的军法官，姓李，四十来岁，一脸严肃。他一个个念名字，念罪状：

“福全，满洲正红旗，裕亲王。保定之战，率部抵抗，造成华军伤亡三千余人……认罪否？”

福全抬起头：“认罪。但有一句话要说。”

“讲。”

“仗是我打的，兵是我带的，要杀要剐，冲我来。我府里那些下人、包衣，都是听令行事，请政府饶他们一命。”

李法官看了他一眼，在纸上记了几笔：“此事会酌情考虑。下一个……”

三十七个人，审了一上午。最后判决：全部处斩，立即执行。家眷不究，财产充公。

午时三刻，刽子手上前。

福全最后一个。他跪在木墩前，看了眼东边——那是沈阳的方向。玄烨这时候，应该已经接到委任状了吧？

“哥，”他低声说，像是说给千里之外的玄烨听，“我先走一步。往后……东北就靠你了。”

刀落下。

百姓群里一阵惊呼，有人捂眼睛，有人伸长脖子看。

王老三和老周也在人群里。王老三看得直咧嘴：“这……这也太狠了，三十七个，全砍了。”

老周叹了口气：“乱世用重典。不杀这些人，那些死难将士的家属能答应？再说了，总统还算仁义，没诛九族。”

三十七具尸首，用草席一卷，拉去乱葬岗埋了。家属可以领骨灰，但不能立碑。

另有五十多个罪行较轻的，判了流放台湾——这时候的台湾，还是蛮荒之地，去那儿跟送死差不多，但好歹留条命。

军队的处置更复杂。

八旗兵三万多人，全部集中在德胜门外的大营里。一个个垂头丧气，像霜打的茄子。他们不知道等着自己的是什么——是杀？是关？还是赶回关外？

杨振华亲自来了。

他没上台，就站在人群前，身边只带了两个卫兵。

“八旗的兄弟们，”他开口，声音不大，但用了内力，传得老远，“仗打完了。你们当中，有跟我军交过手的，也有没交过手的。不管怎样，从今天起，都是华夏共和国的子民。”

人群一阵骚动。

“愿意回东北的，登记造册，每人发五两路费，跟玄烨先生一起走。到了东北，改编成东北边防军，饷银跟华军一样，保家卫国。”

“不愿意走的，可以留下。但要解散旗籍，自谋生路。政府会办工坊、开荒田，有手有脚，饿不死。”

有人大着胆子问：“那……那我们的田产呢？”

“旗田全部收回国有，”杨振华说得干脆，“但会按人头分给你们耕种——不是白给，是租，交三成租子。比原来给王爷当包衣强吧？”

这话实在。底下开始交头接耳。旗田是圈来的，本来就不是他们的，现在能租种，确实比当包衣强。

绿营的处置简单些——本来就是汉人军队，直接打散整编。老弱的发路费回家，精壮的留下，十万并入华军，待遇一视同仁。

“不过有句话先说清楚，”杨振华提高了声音，“不管八旗还是绿营，进了华军，就得守华军的规矩：不抢百姓，不欺压平民，违令者斩。过去的毛病，都得改。”

没人说话。阳光照在一张张脸上，有迷茫，有希望，有不安。

时代变了，他们也得变。

最后是百姓。

十月廿五，北京九门贴出了告示。识字的挤在前面念，不识字的在后面听：

“奉华夏共和国政务院令：一、免除直隶省本年全部赋税；二、城内每户凭户籍领救济粮一石；三、开设粥厂三处，饥民可就食；四、旗民一体，均为共和国公民，不得歧视……”

念完了，人群炸了锅。

“免赋税？真免？”

“还发粮？一石够吃两个月了！”

“旗人也发？他们以前可没少欺负咱们……”

王老三挤在人群里，眼睛瞪得老大。他开茶馆，每年缴税缴得肉疼。今年因为打仗，生意差，正愁怎么过年呢。

“老周，老周！”他扯着旁边的人，“真免了？不会是骗人的吧？”

老周也激动：“告示上盖着大印呢，假不了！走，领粮去！”

粮站在顺天府衙门门口。排了长长的队，有汉人，也有旗人——旗人大多低着头，不敢看人。发粮的士兵也不问，凭户籍就发，一人一袋，五十斤。

王老三领到粮，背在背上，沉甸甸的。他走了几步，又回头看看。

一个旗人老太太，小脚，背不动粮袋。旁边的士兵看见了，帮她拎起来：“大娘，家住哪儿？我送您回去。”

老太太愣住了，然后眼泪就下来了，一个劲儿鞠躬：“谢谢军爷，谢谢军爷……”

士兵摆摆手：“现在不叫军爷，叫同志。大伙儿都是老百姓。”

王老三看着这一幕，心里忽然一酸。他想起十年前，他爹病了，去旗人老爷家求药，在门口跪了半天，最后被家丁踢出来了。

现在……好像真的不一样了。

他背好粮袋，往家走。太阳暖暖地照在背上，粮袋压得肩膀生疼，可心里是轻快的。

这个冬天，应该能过去了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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