共和十四年开春，北平城里的雪化了，露出底下坑坑洼洼的青石板路。路是打仗时挖壕沟挖坏的，还没来得及修。

杨振华坐在共和宫的办公室里，桌上一摞摞全是各地报上来的文书。他看了一早上，眉头越皱越紧。

山西巡抚报：去年旱灾，今年春荒，急需赈灾粮三十万石。

甘肃总兵报：准噶尔部骑兵犯边，抢了三处驿站，杀了十七个边民。

广州知府报：荷兰红毛船泊在虎门外，要求通商，开口就要租地建商馆。

云南总督报：土司不服新政，煽动苗民作乱，烧了两处县衙。

……

他放下最后一本文书，揉了揉太阳穴。副官端茶进来，小声说：“总统，该用午饭了。”

“等等。”杨振华拿起朱笔，在每本文书上批字。批到甘肃那份时，笔顿住了：“准噶尔……葛尔丹那小子，翅膀硬了啊。”

副官凑过来看：“听说他统一了漠西蒙古，现在自称大汗，手下有十万骑兵。”

杨振华没接话，批了八个字：“加强防备，暂不征讨。”然后对副官说：“传令，三日后召开全国代表大会。各省总督、各军军长、各部尚书，全部参加。”

“全部？”副官一惊，“那……那得两百多人啊。”

“对，全部。”杨振华起身，走到窗前，“统一了，该商量商量，往后怎么过了。”

三日后，武英殿里坐得满满当当。

左边是文官，各省的总督、巡抚，穿着新制的共和官服——深蓝长衫，没补子，只在胸口绣个小小的“华”字。右边是武将，赵铁柱、施琅他们都在，军装笔挺。

黄宗羲也来了，坐在前排。他今年七十多了，头发全白，但精神还好。

杨振华走上讲台，没废话，开门见山：“今天开会，只说一件事：咱们这个新国家，往后怎么走？”

底下安静下来。

“先说说咱们的家底。”杨振华拿起一份统计册，“从顺治元年清兵入关算起，到今年共和十四年，三十四年，仗打了二十多年。北方十室九空，南方三藩折腾，全国人口比明末少了四成。耕地荒废三成，黄河三年两决口。”

他顿了顿：“这是经济。”

“再说民族。咱们华夏，汉、满、蒙、回、藏、苗……几十个民族。满人怕被报复，蒙古人不服管，西藏的达赖只听清廷的——虽然清廷没了，但他也不听咱们的。云南贵州的土司，各自为政。”

“边疆更不用说。新疆在准噶尔手里，西藏是政教合一，蒙古诸部表面归附，实际各怀心思。还有台湾——施琅。”

施琅站起来：“在。”

“台湾现在谁管着？”

“郑成功的儿子郑经，占着台湾、金门、厦门。咱们的水师能拿下，但伤亡不会小。”

杨振华示意他坐下，继续说：“外头也不太平。北边俄国，这几年一直在往东扩，已经到黑龙江了。西边准噶尔，南边荷兰人、葡萄牙人，海上的船越来越多了。”

他扫视全场：“最后是制度。咱们废了皇帝，建了共和，可怎么管这么大一个国家？各省怎么分权？税收怎么收？军队怎么养？这些问题，咱们都得想清楚。”

殿里鸦雀无声。很多人之前只觉得统一了就万事大吉，现在一听，头皮发麻。

“所以，”杨振华提高声音，“我提个方案：三个十年计划。”

他身后挂起一幅巨大的地图，上面用红笔划出三个圈。

“第一个十年，从今年到共和二十四年。目标：恢复经济，巩固统一。”

他拿起竹竿，点着地图：“办三件事。第一，修路——以北平为中心，修八条官道通各省。第二，垦荒——北方荒地，谁开谁种，免三年税。第三，整军——裁撤老弱，保留三十万常备军，水师扩建到三百艘战船。”

底下开始有人议论。

“第二十年，共和二十五年到三十四年。目标：工业化，强军。”

杨振华继续说：“建钢铁厂、兵工厂、纺织厂。军队换装新式火枪、火炮。水师要有能远洋的战舰。”

“第三十年，共和三十五年到四十四年。目标：成为世界强国。”

他说到这儿，笑了笑：“这话说得有点大，但咱们得敢想。到那时候，咱们的商船要能开到欧洲，咱们的军队要能保卫每一寸国土，咱们的老百姓要吃得饱、穿得暖、有书读。”

黄宗羲颤巍巍站起来：“总统，这三十年……您觉得能成吗？”

杨振华看着他：“黄老，我不知道。但咱们总得有个奔头，有个方向。不往前走，难道退回去当奴才？”

黄宗羲点点头，坐下了。

赵铁柱站起来：“总统，军事这块我懂。可钱从哪来？修路、建军、开厂，哪样不要钱？”

“问得好。”杨振华拿起另一本册子，“钱从三处来。第一，前清皇室、藩王的财产，充公。第二，整顿盐税、关税，打击走私。第三……发行国债，向百姓借钱，给利息。”

“国债？”底下炸了，“朝廷向百姓借钱？自古没这规矩啊！”

“所以咱们不是朝廷，是共和国。”杨振华说得斩钉截铁，“国家建设，百姓出钱，将来赚钱了，连本带利还。这叫共担风险，共享利益。”

议论声更大了。有赞成的，有反对的，有怀疑的。

会开了整整三天。白天讨论，晚上各小组商议，最后投票表决。二百一十七人，赞同一百八十九票，反对二十八票。

“通过。”杨振华宣布，“即日起，第一个十年计划，启动。”

散会那天下午，杨振华带着几个核心人员，上了北平南面的永定门城楼。

正是夕阳西下的时候。金色的阳光洒在城墙上，洒在城内密密麻麻的屋顶上。远处，西山青黛，近处，炊烟袅袅。

城楼上插着一面共和国的国旗，红底金“华”字，在晚风里猎猎作响。

杨振华扶着垛口，看了很久，忽然说：“你们看这北平城，多老啊。元大都、明北平、清北京，现在又是北平。换了好几个名字，可城还是这座城。”

周文远站在他旁边——他是新任的财政部长，以前是武昌城里的账房先生，因为算术好被杨振华看中。他接话：“城老了，可人得往前看。”

“对，往前看。”杨振华转身，看着身后几人：赵铁柱、施琅、黄宗羲，还有新提拔的农业部长李青山——一个四十岁的山东汉子，种地的好手。

“统一只是开始。”杨振华说，“仗打完了，容易。可怎么让四万万人吃饱饭？怎么让几十个民族和睦相处？怎么守住这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？怎么在虎狼环伺的世界里站稳脚跟？这些，比打仗难多了。”

赵铁柱咧嘴一笑：“总统，您说得对。可再难，咱们不也走到今天了？十年前在武昌，咱们就几千人，现在呢？天下都是咱们的。”

施琅点头：“海上的事交给我。十年，我给您练出一支能远洋的水师。”

黄宗羲捋着白胡子：“教育这块，我还能干几年。多开蒙学，让穷孩子也能读书。”

李青山搓着手，说话实在：“总统，给我五年，北方的荒地，我让它长出庄稼来。”

杨振华看着他们，心里一热。他想起二十年前，在武昌那个小屋里，也就这么几个人，点着油灯，说着梦话。

现在，梦好像成真了一小半。

“诸君，”他举起手，像要抓住那面飘扬的旗，“前路漫漫，吾辈当共勉之。”

风吹过来，旗哗啦啦响。

城楼下，一个卖糖葫芦的老汉推车走过，吆喝着：“冰糖葫芦——又甜又脆——”

几个孩子追着车跑，笑声脆生生的。

杨振华看着，忽然笑了。他想起统计册上那些冷冰冰的数字，可真正的国家，不就是这些活生生的人，这些笑声，这些烟火气吗？

“走吧，”他转身下城楼，“明天，开始干活。”

夕阳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，很长。城楼上的旗，在风里飘着，像在说：新的起点，开始了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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