共和十四年三月，北平城柳树刚抽芽，政务院里却忙得鸡飞狗跳。

大会议室里，二十几个官员围着一张长桌，桌上堆满各地的文书、册子，高得快看不见人了。杨振华站在桌首，手里拿着一本册子，眉头拧成了疙瘩。

“这就是你们忙活三个月的成果？”他抖了抖册子。

底下官员们你看我我看你，没人敢吭声。

周文远硬着头皮站起来：“总统，这……这是初步汇总。各省报上来的数字，出入很大。比如河南报六百万，可咱们按前明黄册推算，河南至少该有八百万……”

“所以就是不准。”杨振华把册子扔桌上，“咱们要搞建设，修路、开荒、建军，连自己有多少人都不知道，怎么弄？”

会议室里静得能听见针掉。

“重来。”杨振华说，“从今天起，搞一次全国人口普查。每个省、每个府、每个县、每个村，一户一户数，一个人一个人记。”

“总统，”户部尚书老钱直冒汗，“这……这工程太大了。前明鼎盛时搞黄册，也得三五年……”

“咱们不用三五年。”杨振华伸出三根手指，“三个月准备，三个月普查，三个月汇总。九个月，我要看到准确数字。”

“九个月？！”底下炸了锅。

“对，九个月。”杨振华环视全场，“为什么这么急？因为咱们的十年计划，得根据人口来定。多少人要吃饭？多少地能种粮？多少男丁能当兵？这些都不知道，计划就是纸上谈兵。”

他顿了顿：“我知道难。可再难也得干。周文远。”

“在。”

“你来总负责。从各部抽调人手，组成普查司。钱不够，找财政部批。人不够，就地招募读书人、账房先生。各省总督必须配合，谁不配合，撤职查办。”

周文远咽了口唾沫：“是！”

四月初，普查令发到各省。

老百姓不明白“普查”是啥意思。河北保定府的一个村里，王老三正蹲门口晒太阳，看见村长领着俩生面孔过来，一老一少，都穿着蓝布长衫，胸前绣着“普查员”三个小字。

“老三，在家呢？”村长招呼。

王老三站起来：“村长，啥事？”

年轻的普查员掏出个小本子：“大叔，我们是政务院派来的普查员。问您家几口人，姓啥叫啥，多大年纪，识不识字。”

王老三愣了：“问这干啥？”

“国家要统计人口，好制定政策。”年轻的说。

“政策？”王老三更糊涂了。

年老的那个笑了，说话和气：“老哥，这么说吧。国家要知道有多少人，才能知道该修多少路、开多少学堂、预备多少粮食。就跟咱家里过日子似的，得先知道几口人吃饭，才知道该做多少饭，对不对？”

这么一说，王老三懂了：“哦哦，是这个理儿。我家四口人，我，我婆娘，俩儿子。大狗子十八了，小狗子十二。”

“都叫啥名？”

“我就叫王老三，婆娘姓李，没大名。大狗子叫王大福，小狗子叫王大贵。”

“识字不？”

王老三苦笑：“老总，我家祖辈种地，哪识字啊。大狗子小时候上过两年私塾，能认个名字。”

普查员一一记下，又问：“家里多少地？”

“十二亩，都是旱地。”

“去年收成咋样？”

“唉，旱，一亩地就收一石多……”

问了一刻钟，总算问完了。普查员从包里掏出个小木牌，上面刻着“保丁字三百七十六号”，递给王老三：“大叔，这个收好。将来凭这个领田契、上户口。”

王老三接过木牌，翻来覆去地看，像得了宝贝。

可也不是都这么顺利。

在江南，有些地主怕普查后要加税，故意少报佃户。在云南，土司根本不让普查员进寨子。在蒙古草原，牧民逐水草而居，今天在这儿，明天在那儿，根本没法数。

最麻烦的是满人聚居区。北京内城，以前住旗人的地方，现在很多满人关门闭户，不让查。他们怕——清廷没了，汉人掌权了，会不会清算他们？

杨振华听了汇报，直接下令：“告诉满族同胞，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。普查是为了让大家都过上好日子，不是要为难谁。谁散布谣言，抓。”

又专门派了满族出身的官员去做工作，这才慢慢打开局面。

九月底，各地的册子终于汇总到北平。

周文远带着统计司的人，干了七天七夜，总算把数字理出来了。第八天早上，他红着眼睛，抱着一大摞报表，走进杨振华的办公室。

“总统，出来了。”

杨振华放下笔：“念。”

周文远翻开总表：“全国总人口，一万万两千万左右。”

“比前明鼎盛时少多少？”

“少四成。万历年间最高到过两万万，这些年战乱、饥荒、瘟疫……损失太大了。好在现在太平了，人口正在恢复。”

杨振华点点头：“继续。”

“民族构成。汉族占八成八，满族占百分之四，蒙古族百分之三，回族百分之二，其他苗族、藏族等加起来百分之三。”

“识字率？”

“这个……”周文远顿了顿，“全国平均一成八。城市高些，有三成；农村只有一成二。而且识字的里头，大多数也就认个名字，能读会写的更少。”

杨振华皱眉：“太低。十年内，提到三成。接着说。”

“城市人口一千五百万，占一成二五。大多数还是住在农村。”

“男女比例？”

周文远翻到另一页，声音低了些：“这个……问题很大。全国平均，一百个女子，对应一百二十个男子。”

杨振华猛地抬头：“多少？”

“一百二十。”周文远苦笑，“战乱年头，女婴被遗弃的多，女子死得也多。现在太平了，可这男女失调……很多男子娶不上媳妇。尤其是穷苦人家，光棍特别多。”

办公室里一阵沉默。

“还有，”周文远继续说，“土地问题。虽然咱们没收了前明藩王、清贵族的田产，可地方上地主兼并依然严重。江南有的地主，手里有上万亩地，佃户几百家。而且边疆地区——新疆、西藏、蒙古，咱们的人根本进不去，数据全是估的，不准。”

杨振华站起来，走到窗前，背对着周文远。窗外，秋叶开始落了。

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才转身：“问题比我想的严重。但知道了，总比不知道强。”

他回到桌前：“三个事。第一，成立国家统计局，你兼任局长。以后每十年搞一次普查，形成制度。”

“是。”

“第二，男女比例问题……让各地官府想办法，禁止溺婴，特别是女婴。再鼓励寡妇改嫁——这个要慢慢来，不能硬来。”

“第三，土地问题。”杨振华敲着桌子，“看来光是没收还不够。得立法，规定每人最多能有多少地，超过的部分，要么卖给国家，要么分给佃户。具体怎么弄，你们拿个方案。”

周文远一一记下。

“还有识字率。”杨振华想了想，“在每个村设蒙学，免费教孩子认字。先生从本地找，国家发薪水。先从大城市周边开始，慢慢铺开。”

“这得花很多钱……”

“该花的钱就得花。”杨振华说得斩钉截铁，“人不识字，就跟睁眼瞎一样。国家要发展，百姓必须识字。”

周文远合上本子：“总统，我这就去办。”

走到门口，他又回头：“对了总统，这次普查，还发现个事——很多百姓，特别是老人，还是习惯说自己是大清子民。问他们哪年生的，都说顺治几年、康熙几年……”

杨振华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：“慢慢来。咱们这才十四年，人家两百多年呢。等咱们的共和国让百姓过上好日子，他们自然会说‘我是共和国民’。”

周文远也笑了：“您说得对。”

门关上，杨振华重新坐下，翻开那厚厚的普查报告。数字是冰冷的，可每个数字背后，都是活生生的人——像王老三那样的农民，像北京城里的满族老人，像江南的佃户，像草原上的牧民。

一万万两千万人。

他要对这所有人负责。

窗外，天色渐渐暗了。他点上油灯，继续看报告。灯光把他的影子投在墙上，拉得很长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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