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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百四十六章:第二次科技革命萌芽


工会合法化那年的冬天,上海纺织女工李秀英家里第一次亮起了电灯——虽然只有豆大一点光,却是她八岁儿子王小虎用课本里的法子,拿两块铜片、几节炭棒,在陶罐里捣鼓出来的。

小家伙兴奋得满脸通红:“娘!书上说这叫‘伏打电池’,西洋人发明的!以后不用油灯,用电灯,又亮又没烟!”

李秀英看着陶罐里微弱的蓝光,忽然想起永昌纺织厂那些靠蒸汽皮带带动的织布机。如果……如果真有什么“电”能代替蒸汽,机器是不是能转得更轻巧?她这双因常年操弄织机而变形的手,是不是能少受些罪?

这个普通女工的念头,此刻正在几千里外的华夏大学实验室里,变成噼啪作响的现实。

华夏大学物理学院深处的一间实验室,共和七十九年正月初五还亮着灯。徐光启的得意门生、三十二岁的沈括后人沈继祖,正盯着眼前那个嗡嗡作响的铜疙瘩发呆。

“又烧了。”他疲惫地抹了把脸。

桌上那个“发电机”原型机,线圈还在冒烟。这已经是第三十七次失败。原理他懂——磁生电,电生磁。可怎么让这电稳定输出、持续不断,却卡了整整两年。

助手小心翼翼地问:“先生,要不要试试英吉利杂志上说的‘换向器’改良方案?”

“试过了,火花太大。”沈继祖揉着太阳穴,“咱们的碳刷材质不行,磨几次就……等等。”

他忽然想起什么,冲出实验室,直奔隔壁的材料学院。半刻钟后,他举着几块黑乎乎的东西跑回来:“试试这个!老赵他们新烧的‘石墨电刷’!”

换上,接线,摇动手柄。线圈开始旋转,电压表的指针第一次稳稳停在了“220伏”的位置。整整一盏茶时间,没有火花,没有冒烟。

实验室里静得能听见呼吸声。然后,不知谁先“啊”了一声,接着所有人都跳起来——成了!直流发电机,成了!

消息传到宫里,杨振华正在批阅关于南洋资本外流的奏折。他放下朱笔,沉默片刻,忽然问侍立一旁的继华:“你记得朕说过,解决劳资矛盾,最终要靠什么?”

继华想了想:“靠发展,靠技术突破。”

“对。”杨振华起身走到窗前,“蒸汽机让咱们赶上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尾巴,可如今泰西已经开始玩电了。咱们若不迎头赶上,就算有《劳动法》《工会法》,工厂成本压不下来,还是竞争不过洋货,工人还是没出路。”

他转身:“传旨:一、拨专款十万两,成立‘电力应用研究所’,沈继祖主事;二、在北平西直门大街试点电灯照明;三、工部着手规划发电厂。”

试点选在西直门大街,不是没有道理。这条街上既有富商大宅,也有普通民户,更有茶馆、布庄、粮店各类商铺。沈继祖带着学生挨家挨户解释:“这电灯啊,原理跟闪电差不多,但咱们用机器管着它,安全!”

大多数百姓将信将疑。开粮店的刘掌柜最实际:“沈先生,这电灯比油灯亮多少?费钱多少?”

沈继祖拍胸脯:“亮十倍不止!至于钱……头三个月免费试,往后每月收您二百文,抵您全店的灯油钱,如何?”

正月十五元宵夜,试点通电。当开关合上,整条街五十盏路灯、三十户室内灯同时亮起时,围观的人群爆发出惊叹。孩子们追着光跑,老人们眯着眼看灯丝,读书人摇头晃脑吟诗:“疑是银河落九天……”

但问题很快来了。第三天,有户人家的电灯突然冒烟起火,幸亏发现得早。调查发现是线路绝缘没做好。沈继祖带着学生连夜重装,七天七夜没合眼。

更大的难题是发电成本。靠蒸汽机带发电机,煤耗惊人。有官员算账:“一盏电灯每月收二百文,可煤钱就要一百五十文,还不算机器损耗、人工。这买卖亏啊!”

报告送到杨振华案头,他批了八个字:“着眼长远,继续投入。”

电还在摸索,化学学院却先出了成果。

染匠出身的教授陈延年,对着满缸发臭的蓼蓝、茜草发了十年愁。天然染料色牢度差,还受季节影响。那年普鲁士留学生带回一本德国化学书,里面提到“苯胺紫”——用煤焦油就能合成紫色染料。

“煤焦油?”陈延年眼睛亮了。炼焦厂正愁这黑乎乎的东西没处扔呢!

实验室里,试管烧瓶叮当响。从煤焦油里提炼苯、硝化、还原……三个月后,第一块用合成染料染的绸布出来了。色泽艳丽均匀,在水里泡三天都不掉色。

永昌纺织厂的钱老板闻讯赶来,摸着布料爱不释手:“这紫色正!比天然染的鲜亮多了!陈先生,这染料成本如何?”

“若是大规模生产,成本只有天然染料的三成。”

钱老板当场拍板:“订!先订五百斤!”

化学学院的另一间实验室,农学出身的孙思邈后人孙厚朴,正对着几袋白色结晶发愁。这是他从智利硝石里提炼的“硝酸钠”,理论上能当肥料,可怎么用、用多少,没数。

他干脆在华夏大学后头租了三分地,分作六块,种上白菜。一块不施肥,五块分别施不同量的硝酸钠。秋收时,效果最明显的那块,白菜长得有半人高,产量翻了近一倍。

老农围着菜地转,啧啧称奇:“这白粉粉比粪肥还厉害?”

“这叫化肥。”孙厚朴解释,“庄稼长身子要养分,这白粉就是养分。”

消息传到江南,正为地力衰退发愁的苏州知府,连夜写信求助:“孙先生,能否先供一千斤试种?”

医学上的突破,却带着血泪。

华夏大学医学院教授吴又可的后人吴有性,盯着显微镜下的水样,手在发抖。这是从苏州周庄取来的污染河水,里面密密麻麻游动着从未见过的小虫子。

“这就是……细菌?”他喃喃道。

三年前,他从法国留学回来,带回了巴斯德的“细菌致病说”。起初没人信——“病是邪气入侵,跟小虫子有什么关系?”

直到共和八十年春,北平爆发痢疾,一天死三十多人。吴有性取病人排泄物镜检,果然找到同样的杆菌。他提出:煮沸饮水、病人隔离、医护者用石灰水洗手。

太医院的老太医们嗤之以鼻:“洗手防病?荒谬!”

杨振华却下了令:“按吴大夫说的办,从朕的宫里开始。”

奇迹发生了。严格执行防疫措施的区域,疫情十天就控制住了。而按老法子“焚香驱邪”的区域,死人越来越多。

最让吴有性振奋的,是牛痘疫苗的全面推广。其实早在共和初年,杨振华就凭记忆提出过“种痘防天花”,但一直靠人传人,效率太低。如今有了细菌理论支撑,吴有性建立起规范的疫苗制备所:取牛痘浆,低温保存,批量生产。

到共和八十一年,全国接种牛痘者已达三百万人,天花发病率降了七成。有老郎中看着空荡荡的“痘疹科”病床,感慨:“千年瘟神,真让这看不见的小虫子给制住了?”

材料学院的突破,则与军械密切相关。

汉阳兵工厂总工陈铁山,为“七〇式步枪”的枪管寿命愁白了头。连续射击三百发后,枪管就会发软变形。他找到材料学院的赵钢:“赵先生,您那‘铬钢’能不能再硬些?”

赵钢实验室里,坩埚炉火光通红。他试过加钨、加钼、加钒,笔记记了三大本。最后发现,在钢水里加少量“铝”,再控制冷却速度,能得到强度惊人的特种钢。

“但这铝……”赵钢苦笑,“比银子还贵啊。”

铝的提炼是另一个难题。这时代铝的产量极低,拿破仑的餐叉是铝制的,比金餐具还显尊贵。华夏大学化学组试了无数方法,最后用电解法在实验室里炼出了拳头大的一块。

杨振华拿着这块银白色的金属,沉吟良久:“先不计成本,继续研究。这材料轻便,将来造飞机、造快艇,都用得上。”

共和八十一年秋,杨振华在华夏大学大礼堂,宣布成立“国家科学院”。

台下坐着沈继祖、陈延年、孙厚朴、吴有性、赵钢等一百多位学者。杨振华亲自将聘书递到每人手中:“从今往后,诸位俸禄由国家支给,专心研究,不必为五斗米折腰。”

同时颁布的还有《国家科技奖条例》。首届获奖名单:沈继祖的发电机改良,奖金五千两;吴有性的牛痘接种法推广,奖金三千两;陈延年的合成染料,奖金两千两。

最震撼的是留学政策。“选派二百名优秀学子,赴英国、法国、普鲁士深造。学成归国者,授官职、配实验室、给研究经费。”

年轻学子们沸腾了。十八岁的物理天才王明阳,攥着录取通知书对父母说:“爹、娘,儿子要去剑桥学电学,回来给咱全村通上电灯!”

但也有担忧。有老臣私下议论:“派这么多人去泰西,学来的都是洋玩意儿,会不会丢了祖宗根本?”

杨振华在御前会议上说:“马车时代,咱们造出了最好的马车。可如今是火车时代、电报时代,咱们若还抱着马车不放,就要挨打。科技无国界,谁先掌握,谁就主动。”

这年除夕,上海永昌纺织厂有了新变化。

厂里装上了电动机带动的织布机,噪音小了,转速稳了。李秀英发现,自己不必再像以前那样,时刻紧张地盯着皮带怕它脱落。更让她惊讶的是,厂里新装的电灯,把车间照得亮如白昼,布匹上的疵点一目了然。

下班时,她拿着四两半的工钱——因为用了新机器,效率提高,工钱又加了——去布庄扯布。掌柜热情推荐:“新到的‘中华紫’,合成染料染的,不掉色,比洋布便宜三成!”

她摸了摸,给女儿买了二尺做衣裳。

走在闸北的街上,虽然空气里还有煤烟味,但路灯已经亮起来了。儿子小虎举着本书,边走边看,差点撞到电线杆。

“看什么呢这么入神?”

“娘!这本书说,将来会有‘电扇’,夏天不用摇扇子;会有‘电车’,不用马拉自己跑!您说,真的吗?”

李秀英抬头看着路灯投下的光晕,想起十年前刚进厂时,车间里只有几盏昏暗的油灯,纱线断了都看不清。

她摸摸儿子的头:“十年前娘也不信会有电灯。既有人能想出电灯,电扇、电车……大概也能成吧。”

远处传来火车汽笛声。这个古老国度,在解决了劳工矛盾、环境污染等第一轮工业化阵痛后,正站在第二次科技革命的门槛上。电光在实验室里闪烁,化肥在田野里生效,疫苗在孩童臂上留下印记。

前路依然漫长——成本问题、技术难关、传统阻力,都还在那里。但至少在这一刻,在北平试点街道的灯光下,在上海纺织厂的新机器前,在江南试用化肥的稻田边,有一种名为“希望”的东西,正随着电流、随着化学公式、随着显微镜下的发现,悄然滋长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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