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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百五十五章:文化复兴与思想争鸣


今年的北平城,春天来得特别早。才二月,北海的冰就化尽了。

前门外大街上,新开了三家书店。最大那家叫“新知书局”,橱窗里摆的书,有一半是用白话文写的。掌柜的是个三十来岁的年轻人,戴副圆眼镜,逢人就推荐:“看看这本《京华烟云》,写的是咱北平普通人家的事,不用文言,大白话,读着痛快!”

对面茶馆里,几个老学究摇头叹气。

“世风日下啊。”穿长衫的老先生抿了口茶,“《京华烟云》?这种俗物也配叫文学?老祖宗留下的文言雅言不学,尽弄些市井俚语。”

“何止这个。”另一个接话,“我听说南边上海,有画家把西洋油彩跟中国水墨混着用,画出来的东西不伦不类!”

“还有更过分的——大学堂里,居然有教授讲什么‘天赋人权’,说什么君臣父子都可以批判。这、这成何体统!”

他们说话声不小,隔壁桌几个青年学生听见了,互相使个眼色。其中一个站起来,走到老学究桌前,鞠了一躬:“几位老先生,晚生冒昧。您说白话文俗,可《水浒》《三国》当初也是白话小说,如今不都成了经典?艺术创新,中西融合,未尝不是一条新路。”

老学究被噎得一愣,胡子直颤:“你、你哪个学堂的?”

“北大哲学系,黄宗羲学派门下。”青年微笑,“不过也读洛克、孟德斯鸠。”

这话一出,茶馆里的人都竖起了耳朵。黄宗羲学派和欧洲启蒙思想——这可是如今思想界最热闹的两股潮流。

这场茶馆里的小争论,不过是整个时代大潮中的一滴水。

变化是从报纸开始的。

起初那会儿,全国报纸不过百十来种。现在这个数字变成了一千三百种。北平的《晨报》《国民日报》,上海的《申报》《新闻报》,广州的《南华日报》,每天印数都过万份。

报纸多了,声音就杂了。

三月的一天,《晨报》头版登了篇长文《论白话文之必然》。作者署名“适之”,文章写得犀利:“文言如锁链,禁锢思想。白话如流水,滋养心灵。文学不当为士大夫独享,当为贩夫走卒皆能读。”

第二天,《传统月刊》立刻反击,文章题目更直白:《白话文亡国论》:“舍雅言而就俚语,弃精华而取糟粕,此文化自戕之道也!”

两边打起笔仗,其他报纸纷纷加入。有支持白话的,有捍卫文言的,有主张“文言白话各得其宜”的。报纸销量蹭蹭涨,茶馆里天天有人为这个吵架。

就在这吵吵嚷嚷中,一本奇书悄悄上市了。

书名叫《金陵十二钗》,作者署名“雪芹先生”。书是白话写的,讲的是一个大家族的兴衰故事。文字细腻,人物鲜活,才上市半个月,就在北平文人圈里传开了。

“这书了不得!”新知书局的掌柜激动得眼镜直抖,“我进了五百本,三天卖光!赶紧加印!”

但争议也随之而来。有人赞它“写尽世态人情”,有人骂它“诲淫诲盗”。最让保守派受不了的是,书里借人物之口,说了好些“离经叛道”的话——比如批判科举制度,质疑男女尊卑。

四月,国子监祭酒亲自撰文批评:“《金陵十二钗》文笔尚可,然思想有毒。作者似受西学蛊惑,书中多有悖逆之言。”

文章登在《传统月刊》上,没想到起了反效果——本来不知道这本书的人,都跑去买了。

艺术圈也在变。

北平美术学院今年办了场特别的画展。展厅左边挂传统山水花鸟,右边挂“中西合璧”的新作。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幅《北平钟鼓楼》,用中国画的笔墨勾轮廓,却用西洋画的明暗光影表现立体感,远处还能看出焦点透视。

作者叫林风,二十八岁,留法回来的。

“胡闹!”开幕当天,一位前清老翰林指着画骂,“不中不西,非驴非马!中国画讲究的是气韵生动,你这算什么?匠气!”

林风也不生气,恭敬地说:“老先生,气韵生动我懂,但西洋画的写实技法,也能表现中国山水的神韵。为何不能试试?”

“试试?祖宗之法能乱试吗?”

两人争论时,围观的人越来越多。有说林风“数典忘祖”的,也有说老翰林“固步自封”的。最后连记者都引来了。

第二天,好几家报纸报道了这场争论。《国民日报》的标题很有意思:“一幅画的争吵:中国艺术往何处去?”

音乐界也没闲着。上海租界里,华人音乐家组了个“新乐社”,尝试用二胡、琵琶演奏西方旋律,也给钢琴曲填上中国词。第一次公演时,台下坐了一半洋人,一半中国人。演完掌声雷动,但也有人拂袖而去:“玷污国乐!”

真正的思想战场,在大学和报刊上。

北大哲学系现在分了两派:一派尊黄宗羲,主张“天下为主,君为客”,强调儒家的民本思想,但要革新;另一派受欧洲启蒙运动影响,讲天赋人权、社会契约、三权分立。

两派学生常在课堂上辩论。

“黄宗羲先生说‘有生之初,人各自私也’,这与霍布斯的自然状态论有何不同?”一个学生站起来问。

教授推推眼镜:“黄先生讲的是人性本私,但主张以天下公利制衡私欲。霍布斯则主张通过契约让渡权利给主权者。看似相似,实则不同。”

“那卢梭的‘人生而自由’呢?”另一个学生追问,“这与孟子‘性善论’可否相通?”

教授笑了:“这问题,你们该去问文学院的陈教授,他专门研究这个。”

陈教授叫陈寅,四十岁,留学过英国法国。他在《进步周刊》上开了专栏,每期介绍一位欧洲启蒙思想家,然后与中国传统思想比较。专栏很受欢迎,但也招来不少骂声。

五月份那期,他写了篇《孟子与卢梭:中西自由观之比较》。文章一出,立刻被《传统月刊》批为“穿凿附会,曲解圣贤”。

批他的不是别人,正是国学大师、黄宗羲学派当代传人——钱穆斋老先生。

钱老先生七十多了,德高望重。他在文章里写道:“西学东渐,泥沙俱下。年轻人好奇求新,可以理解。然若以夷变夏,抛弃根本,则如无根之木,必不久长。”

陈寅写了回应文章,语气恭敬但立场坚定:“学问之道,当兼收并蓄。中学有中学之长,西学有西学之优。若固守门户,拒新知于门外,才是真正断了根本。”

这一老一少的论战,持续了整整一个月。报纸销量又涨了一截,茶馆里天天有人讨论“钱陈之争”。连街头卖报的小孩都会喊:“看报看报!钱大师大战陈教授!中学西学谁更高?”

吵得最凶的时候,总统府里也在开会。

杨振华面前摆着一摞报刊,有《晨报》《国民日报》,也有《传统月刊》《国粹报》。他翻了几页,抬头问教育部长:“现在大学里,这两派教授相处得怎么样?”

教育部长苦笑:“表面上客客气气,私下里谁也不服谁。不过……倒是有个好处,学生们听课更认真了,生怕漏了什么观点。”

“那个《金陵十二钗》,查过了吗?作者是谁?”

“查了。笔名‘雪芹’,真名曹霑,江宁织造曹家的后人,家道中落了。书是写得好,就是思想有点……激进。”

“激进到什么程度?”

“倒也没直接批评朝政,就是借人物之口,说了些质疑传统的话。比如女子才德、科举利弊、家族礼法这些。”

杨振华点点头,又问:“艺术界呢?听说美术学院差点打起来?”

“没那么严重,就是争论激烈。不过总统,我觉得这是好事。文化这东西,一潭死水才可怕,有争论才有活力。”

一直没说话的杨振华开口了:“活力要有,分寸也要有。我听说,上海有报纸在宣传无政府主义,广州有刊物鼓吹暴力革命。这些,就不是学术争论了。”

会议室安静下来。

杨振华沉吟良久:“这样吧。文化要繁荣,思想要争鸣,但底线要有。成立个‘文化审查委员会’,不是要管学术争论,也不是要禁这禁那,而是防着那些真正煽动颠覆、危害国家的言论。”

他顿了顿:“委员会的成员要多元,保守的、进步的都要有。审查标准要公开,不能凭个人好恶。重点是,既要给文化松绑,又不能放任脱缰。”

六月初,“文化审查委员会”成立了。委员七人:有钱穆斋这样的传统派代表,有陈寅这样的西学派学者,有作家、画家、报人,还有一位政府代表。

第一次开会就吵了两个时辰。

焦点是一本叫《新青年》的杂志。最新一期上有篇文章,题目是《重新评价孔子》。文章认为,孔子思想有其时代局限,不该全盘接受,而应批判继承。

钱穆斋坚决要求删掉这篇文章:“孔子乃万世师表,岂容妄加评议!”

陈寅反对:“学术研究,贵在求真。孔子也是人,为何不能评价?”

其他委员也分成两派。吵到后来,政府代表说话了:“这篇文章,是在学术范围内讨论,还是意在颠覆?”

大家仔细读了一遍,结论是:文章虽然犀利,但属于学术争论范畴,没有煽动暴力或颠覆政权的内容。

“那就保留。”政府代表一锤定音,“委员会只审查危害国家安全的内容,不干涉学术争论。”

这个原则定下来,后来的审查就有了依据。《新青年》那期杂志顺利出版,虽然又被《传统月刊》狠批了一顿。

夏天来临时,文化界的争论不仅没平息,反而更加热闹。

新知书局办了场“白话文学讲座”,来了三百多人,站都站不下。林风的画在巴黎博览会上得了奖,消息传回国内,又引发新一轮争论:有人认为这是“中国艺术的胜利”,有人觉得“迎合洋人口味,不足为喜”。

钱穆斋和陈寅的论战告一段落,但两人共同开了门课,叫“中西思想比较研究”。选课的学生挤满了大教室,连窗外都站了人。

最意外的是《金陵十二钗》。这本书不但没被禁,反而越卖越火,连南方各省都有了盗印本。作者曹霑突然成了名人,但他深居简出,很少见客。有记者好不容易采访到他,他只说了一句:“我就是写了个故事,没想那么多。”

倒是书中那些“离经叛道”的话,被许多年轻人记在本子上,私下里讨论。

九月的一天傍晚,杨振华忙完公务,走到院子里透气。秘书长跟在一旁,手里拿着最新的舆情报告。

“总统,文化审查委员会成立三个月,处理了十七起争议。其中十五起放行,两起要求修改。社会反应……还算平稳。”

杨振华看着西边的晚霞:“平稳就好。文化这东西,管死了就僵了,放开了又怕乱。这个度,难拿啊。”

“钱老先生和陈教授最近倒是缓和了。听说两人还一起喝茶论道。”

“是吗?”李国华笑了,“那就好。有争论不怕,怕的是不争论,或者不让争论。”

他想起二十年前,自己留学欧洲时看到的景象。那里的书店里,什么书都有;咖啡馆里,各种观点交锋。当时他想,什么时候中国也能这样。

现在好像有了一点苗头。虽然吵吵嚷嚷,虽然针锋相对,但思想在碰撞,文化在生长。

只是……

“北方边境有什么新消息?”他突然问。

秘书长脸色一肃:“沙俄又在增兵。英国军舰这个月第五次靠近珠江口。”

杨振华沉默地看着晚霞一点点消失在天边。

文化在复兴,思想在争鸣,这是盛世该有的景象。但盛世之下,暗流从未停止涌动。国内的争论再激烈,终究是一家人关起门来吵架。可门外,虎狼正眈眈而视。

他转身回屋时,心里闪过一个念头:这个时代需要的,不仅是繁荣的文化,不仅是活跃的思想,还需要一种能凝聚人心的东西——一种既植根传统,又面向未来的新精神。

但这种精神是什么?该怎么培育?他不知道。

夜风渐凉,北平城的万家灯火次第亮起。茶馆里,人们还在争论白话文的好坏;书店里,年轻人翻阅着新到的书刊;大学教室里,教授讲解着中西思想的异同。

这是一个喧闹的、矛盾的、充满生机的时代。

而在这个时代里,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的答案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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