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百四十一章:钢铁工业大进步
煤油灯把夜晚照得通明,电报线把千里缩成咫尺,可当施琅站在武汉江边,看着那艘还在船台上趴着的“铁甲舰”骨架时,急得直跺脚——缺钢,缺好钢。
那是共和五十六年秋的事儿。海军要造铁甲舰,图纸画好了,蒸汽机装上了,可 hull 需要的好钢,汉阳铁厂供不上。厂里的老师傅两手一摊:“将军,不是咱不卖力。现在用的坩埚炼钢法,一锅出不了两百斤,还得看老天爷脸色——火候差一点,整锅就废了。”
施琅回北平就找杨振华诉苦:“总统,咱那铁甲舰,骨架得像人的骨头,得硬朗还得有韧劲。现在汉阳出的钢,要么脆得一敲就裂,要么软得像面条。这要下了海,一个浪头过来……”
杨振华没说话,走到书架前抽出一本发黄的西文书——那是徐光启祖父留下的珍藏。他翻到某一页,指着一幅古怪的炉子图:“这种转炉炼钢法,泰西还在琢磨,咱们若能先搞出来,钢产量能翻几番。”
正好徐光启进来汇报石油进展,一听这个,眼睛亮了:“这炉子……倒过来吹气?妙啊!能把生铁里的杂质氧化掉,直接出钢!”
“可难处在于,”杨振华点点图,“用什么材料做炉衬?吹多少气?温度怎么控?光启,你把手头事放放,带人去汉阳,跟铁厂的老师傅一起攻关。施将军要的钢,耽误不得。”
徐光启领命南下。这一去,就是一年半的苦熬。
汉阳铁厂在龟山脚下,临着长江。十几座炼铁高炉日夜喷着黑烟,江面都映成灰黄色。徐光启带着华夏大学的几个学生住进工棚,第一件事就是找铁厂的老把式们喝酒。
老师傅姓陈,干了四十年铁匠,手背上全是烫疤。他听完转炉的想法,直摇头:“徐教授,不是俺们保守。炼钢这事儿,讲究的是稳。您这倒过来吹气,跟炒菜颠勺似的,万一控不住,一炉铁水就毁了。”
“可不敢出来,永远都是生铁。”徐光启敬他一杯,“陈师傅,海军等着钢造舰,铁路等着钢铺轨,机器等着钢做轴。靠坩埚一锅锅熬,哪年哪月才够?”
陈师傅闷了口酒,半晌:“成,俺跟您试。可话说前头,得先做小炉子试,不能用生产的大炉子冒险。”
于是,在铁厂角落搭了个小工棚,开始试制转炉。第一道坎就是炉衬材料。普通黏土砖受不住高温和化学腐蚀,试了三次,炉衬全熔穿了,铁水流了一地。
徐光启想起祖父书里提过“白云石”,赶紧派人去湖北应城找。白云石运来,烧成熟料,混着焦油打成砖,砌炉再试——这回炉衬撑住了,可吹气又出问题。
气少了,杂质去不净,钢里全是气泡;气多了,铁水氧化过头,成了废渣。陈师傅带着徒弟们日夜守在炉前,看火焰颜色、听风声变化,一点点调。
最难的是温度。没测温仪,全凭经验。有次开炉,钢水看着成了,浇进模子却很快凝固,刨开一看,里面根本没熔透。陈师傅气得把铁钳摔地上:“这鬼炉子,比伺候祖宗还难!”
转机来得意外。
共和五十七年春,有个叫托马斯的英吉利传教士路过武汉,听说华夏大学在试新炼钢法,好奇来看。他围着转炉转了几圈,突然说:“我在苏格兰见过类似试验。他们往铁水里加一种叫‘镜铁矿’的东西,能帮助脱碳。”
徐光启如获至宝,详细问了配方。但照搬不行,中国的铁矿成分不同。又是三个月调试,终于,在共和五十七年六月的一个傍晚,第一炉合格的转炉钢炼成了。
开炉时,橘红色的钢水倾泻而出,浇进铸模,冷却后泛着青灰色的金属光泽。陈师傅用锤子敲试块,“当当”脆响,又用机床切削,火星均匀。他老泪纵横:“成了……真成了!这钢,比坩埚钢匀实,比熟铁硬朗!”
消息八百里加急送北平。杨振华回电只有四字:“速扩生产。”
转炉炼钢一成功,产量简直是蹿着往上走。
共和五十八年初,汉阳铁厂建起第一座五吨转炉,一炉出钢够造一门大炮。到年底,十座转炉立起来,年产钢从五万吨猛增到十二万吨。机器日夜轰鸣,钢水奔流不息。
变化是实实在在的。
最先受益的是兵工厂。共和五十九年,天津机器局用汉阳钢造出新式线膛炮,试射时,炮弹穿透三尺厚的土墙,施琅亲自验看,摸着炮管连声说:“好钢!这才是好钢!传令,海军所有新舰,主炮全换这种!”
铁路建设也加速了。原先铁轨用熟铁,软,跑两年就变形。换成钢轨后,武昌到长沙的铁路提前半年通车。火车司机老刘跑第一趟,回来兴奋地说:“钢轨平整,车跑起来稳当多了,速度能提两成!”
机械制造更上一层楼。上海纺织机械厂用汉阳钢做精纺机的锭子,转速提高还不易磨损。厂主沈老板算账:“锭子寿命从半年延到两年,一年省下的更换费就上千两。”
到共和六十年,汉阳钢年产突破二十万吨。杨振华在年度咨文里写:“钢铁乃工业之骨。骨强则体健,钢足则国兴。”
但骨架硬朗了,血肉却开始吃不消。
第一个问题是煤炭。
炼钢要焦炭,炼焦要煤。汉阳铁厂一天吞掉一千吨煤,全靠船从北方运来。煤价节节上涨,还总断供。有个月,三艘运煤船在长江遇风浪沉了,铁厂差点停产。
周文远急得嘴起泡,召集工部紧急会议:“必须开发新煤矿!山西、开滦,听说都有大煤田。”
开发煤矿谈何容易。山西那地方,沟壑纵横,运煤出来得修路;开滦在海边,得防海水倒灌。但钢炉不能熄火,硬着头皮也得上。
共和六十一年,两支勘探队出发。山西队领队是个年轻人,叫李岩,华夏大学矿科毕业。他带着人在吕梁山转悠三个月,终于在大同找到厚煤层。喜报传回,附了句话:“此煤田之广,恐可供天下百年。”
开矿更苦。井下黑暗潮湿,用蒸汽抽水机日夜排水,工人们赤膊挖煤,煤尘弥漫如雾。第一批煤运到汉阳时,陈师傅摸着那乌黑的块煤,却叹口气:“煤是有了,可这挖煤的弟兄们,遭罪啊。”
第二个问题更直观——天灰了。
汉阳铁厂那一片,十几根烟囱日夜冒烟,黑的、黄的、灰的,混在一起,把武汉三镇的天空染成铅灰色。冬天尤其明显,早晨开窗,窗台上落一层黑灰。百姓编顺口溜:“汉阳铁厂冒个烟,武昌汉口不见天。”
黄宗羲那年冬天巡视武汉,站在黄鹤楼上,看江对岸烟云笼罩,忧心忡忡:“《尚书》云,‘天视自我民视’。如今百姓抬头不见青天,岂非失天之象?”
他找铁厂总办,总办也无奈:“黄老,除尘设备装了,可效果有限。真要少冒烟,除非减产——可各地都在要钢,减不得啊。”
第三个问题最隐蔽,也最伤人——尘肺病。
最先发现的是铁厂医馆的刘大夫。共和六十二年春,他接连收治几个老炉前工,症状都一样:咳嗽、气短、消瘦。听诊器一放胸口,呼吸音跟拉风箱似的。
“这是‘石痨’。”刘大夫对陈师傅说,“吸多了烟尘,肺里长了结节。严重了,喘气都难,只能等死。”
陈师傅愣了,想起自己手下那几个老伙计,个个咳得佝偻。他红着眼问:“能治不?”
刘大夫摇头:“病根种下了,只能养着,别干活,别见烟尘。”
可炉前工哪能不见烟尘?工人们怕丢饭碗,咳着也硬撑。直到共和六十三年,一年内铁厂死了七个尘肺病人,事情捂不住了。
杨振华看到武汉的奏报时,正在批阅海军新舰计划。他放下笔,对身旁的继华说:“你看,这就是发展的代价。钢多了,炮利了,船快了,可工人的命没了,百姓的天灰了。”
继华如今二十五岁,在工部任实职。他问:“父亲,那怎么办?总不能停掉铁厂。”
“当然不能停。但也不能不管。”杨振华起身踱步,“得立规矩,定标准。叫工部、户部、太医院,联合拟一个《工业卫生标准》。”
标准拟出来了,洋洋洒洒二十条:矿井须有通风设备,工场须设除尘装置,工人每月体检,患职业病者厂方须供养终身……
可执行起来,难。
汉阳铁厂最先试行。装除尘器要钱,一台三千两;给工人体检要钱,一人一次二钱;尘肺病人养起来更费钱,一年至少三十两。铁厂总办算账:“这一套下来,吨钢成本得涨一两银子。可各地买钢的价格是定的,涨了谁要?”
有些厂主阳奉阴违。除尘器装了,平时不开,等巡查来了才启动;体检做了,查出的病人悄悄辞退,给点钱打发回老家。
周文远下去督查,在山西一个小煤矿看到的情景让他心寒:矿井没有任何通风设施,矿工们赤身裸体在井下挖煤,上来时浑身煤黑,只有眼白和牙是白的。他质问矿主,矿主哭穷:“周大人,小矿本薄利微,真要按标准来,只能关门。这几百矿工没了生计,岂不更惨?”
这话传回北平,朝堂上争论激烈。有官员说:“法不责众,当循序渐进。”有官员说:“人命关天,须从严处置。”
杨振华最后拍板:“标准必须执行,但朝廷可予补贴。凡添置通风、除尘设备者,免税三年;对患病工人,设‘职业病抚恤基金’,朝廷出一半,厂方出一半。”
顿了顿,他又说:“更要紧的是改进技术。徐光启他们在试什么‘电除尘’,据说能把烟尘吸走九成。技术突破,才是治本之策。”
共和六十四年春,杨振华南巡,特意到汉阳铁厂。
陈师傅已经老了,背驼了,但还在厂里当顾问。他陪着总统看新建的转炉车间。车间里热浪扑面,钢花飞溅,但顶上装着新式的湿法除尘器,烟囱冒出的烟淡了许多。
“现在好多了。”陈师傅指指除尘器,“这玩意儿虽贵,可装上了,工人咳嗽的少了,天也蓝了些。”
杨振华问:“那些尘肺的老工人呢?”
“按新标准养着。每月领钱,看病全报。”陈师傅叹口气,“可钱买不回健康。老张头,去年走了,临走前还念叨想再看看钢水出炉。”
走出车间,登上龟山。放眼望去,长江如带,武汉三镇尽收眼底。虽然还有烟囱立着,但天空已不是铅灰色,而是淡淡的灰蓝。
杨振华对随行的继华和官员们说:“你们记住,钢铁能让国家强大,但只有人民的健康,才能让国家长久。咱们这代人,把钢产量搞上去了,这是功;可也让工人患病、天空蒙尘,这是过。功过相抵,剩下的才是留给后人的遗产。”
他指着长江上往来的蒸汽船,岸边延伸的铁路,远处林立的工厂:“这些,都是钢铁铸成的。但将来评价我们这个时代,不仅要看造出了多少机器,更要看我们如何对待造机器的人。”
下山时,夕阳西下,给烟囱和厂房镀上一层金边。汉阳铁厂的汽笛响起,那是交接班的信号。工人们从车间涌出,虽然疲惫,但脸上有了些安心——因为他们知道,万一病了,有人管了。
这个钢铁铸成的时代,在轰鸣中前进,也在疼痛中学习。而学习的过程,或许比钢铁本身,更能决定这个国家的未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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