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721年正月初十，李国华在紫禁城太和殿前正式就任第三任总统。

那天北京下了小雪，薄薄的一层盖在琉璃瓦上。观礼台坐满了人：各国使节、各界代表、还有杨振华那一批休元老。四十六岁的李国华穿着黑色西装——他没按传统穿长袍马褂，说要“与时俱进”——站在麦克风前宣誓。

誓词念完，掌声响起。李国华看向台下，杨振华坐在第一排正中，朝他微微点头。旁边是赵铁柱，腰板挺得笔直，脸上没什么表情。陈启明坐在另一侧，手里拿着笔记本，随时准备记录的样子。

就职典礼很隆重，但李国华心里清楚，接下来等着他的，是一堆烂摊子。

就职第三天，内阁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。

财政部长先汇报情况，眉头皱得能夹死苍蝇：“总统，去年咱们的财政赤字是八千万银元。经济危机刚过，工厂倒闭了三成，失业人口估计有五百万。各省欠的债务加起来……说出来吓人，两个亿。”

“两个亿？”李国华手里的茶杯差点掉地上，“怎么欠的？”

“修路、建厂、买机器，都是前几年大干快上时欠的。现在经济不好，税收不上来，利息都还不起了。”

工业部长接着汇报：“失业问题最严重的是天津、武汉、广州这些工业城市。我上个月去天津，纺织厂门口天天聚着人，等着招工。可厂子自己都快撑不下去了，哪还招人？”

农业部长叹气道：“农村也不好过。粮价跌得厉害，农民种地不赚钱，好多人都往城里跑。可城里又没工作，这不是两头堵吗？”

教育部长小声说：“咱们推行的义务教育，现在只覆盖了三成适龄儿童。不是不想推，是没钱……”

李国华听着，心一点点往下沉。

他知道形势严峻，但没想到这么严峻。

散会后，他把几个心腹留下，开了个小会。

“当务之急是三件事。”李国华在纸上写，“第一，解决失业问题，不能让老百姓饿肚子；第二，缩小贫富差距，社会太不平等要出乱子；第三，整顿地方财政，特别是边疆那几个省，听说都快独立王国了。”

秘书长提醒道：“总统，还有军队那边。赵将军虽然表态支持，但他手下那些将领，特别是驻扎边疆的，对中央政策阳奉阴违。上次说要裁减非战斗人员，硬是没推动。”

李国华点点头：“一步步来。先解决经济问题，经济稳了，其他事才好办。”

二月初，李国华推出了他的第一套改革方案。

核心是财政改革：建立累进所得税制。年收入一千银元以下的，不交税；一千到五千的，交百分之五；五千到一万的，交百分之十；一万到五万的，交百分之十五；五万以上的，交百分之二十。最高一档，年收入十万以上的，交百分之二十五。

这政策一公布，炸锅了。

上海租界里的洋行买办、工厂老板、大商人，一个个跳起来骂娘。

“百分之二十五？抢钱啊！”纺织大王张老板在商会聚会上拍桌子，“我辛辛苦苦办厂，养活几千工人，现在倒好，赚的钱四分之一要交给国家？凭什么？”

“就是！”船运公司的王经理附和，“李国华这是杀富济贫！他在上海当市长时就这德行，现在当总统了，变本加厉！”

更让他们生气的是，这些税收要用来扩大社会福利：建平民医院、免费学堂、失业救济所。用富人的钱，给穷人办事。

“咱们的钱不是大风刮来的！”几个大资本家联名上书，措辞激烈，“如此重税，必将打击工商业积极性，导致资本外流，最终损害国家经济！”

这份上书抄送了一份给杨振华。

杨振华在香山家里收到信，看了两遍，没说话。

夫人端茶过来，轻声问：“振华，你怎么看？”

“国华这孩子，胆子不小。”杨振华放下信，“百分之二十五的税率，确实高了点。我当年搞工业化，还得靠这些资本家投资呢。”

“那你要劝劝他？”

杨振华摇摇头：“劝什么？他是总统，他有他的考虑。我们这些老头子，该退就彻底退，别指手画脚。”

话虽这么说，几天后李国华来拜访时，杨振华还是问了句：“税率是不是定得有点高？”

李国华早有准备，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数据：“老总统，您看。这是去年的统计，全国最富的百分之十的人，掌握了百分之六十的财富。基尼系数到了零点四五，快接近危险线了。再不调节，社会要撕裂的。”

杨振华接过资料，看了很久。他想起五十年前，他们革命时喊的口号：“打土豪，分田地”。现在不打土豪了，但贫富差距又成了新问题。

“你考虑过资本外流的风险吗？”杨振华问。

“考虑过。”李国华说，“所以配套政策是：所得税主要用于国内建设，创造需求，实际上会给企业带来新订单。而且我们扶持中小企业，限制垄断，让经济更健康。”

杨振华点点头，不再多问。临别时只说了一句：“步子别迈太大，容易扯着。”

财政改革刚推出，农业改革又来了。

李国华要求各省推广化肥和良种，建立农业合作社——但特别强调，必须是农民自愿参加，不能强迫。

“咱们曾经吃过亏。”他在农业会议上说，“当年改革那会儿，强迫入社，结果***。这次一定要自愿，先试点，再推广。”

农业部长有些为难：“总统，自愿的话，可能推不动啊。农民保守，不见兔子不撒鹰。”

“那就让他们看见兔子。”李国华说，“选几个县试点，中央给补贴，免费提供化肥良种。等产量上去了，收入增加了，其他人自然会跟。”

这政策相对温和，反对声小些。但边疆几个省的将军不高兴了。

新疆驻军的刘司令直接给赵铁柱打电话：“赵帅，中央这是要收买人心啊！我们在边疆守土，他们倒好，给农民发化肥。以后老百姓是听中央的，还是听我们的？”

赵铁柱在电话里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“老刘，你是军人，守好边疆就行。农业的事，别掺和。”

挂了电话，赵铁柱点了支烟，深吸一口。他知道李国华在干什么——这是在削弱地方势力，加强中央权威。经济手段比军事手段高明，也更难对付。

工业改革最复杂。

李国华要扶持中小企业，限制大企业垄断。具体措施是：给中小企业低息贷款，减免税收；对大企业则加强监管，防止他们用低价挤垮小企业。

这又捅了马蜂窝。

天津的钢铁大王、汉阳的兵工厂老板、广州的纺织业巨头，联名找上门来。带头的就是那个张老板。

“总统，我们不是不支持国家政策。”张老板说话还算客气，但话里有话，“可您这政策，是不是有点偏心？我们大企业缴税多，雇人多，对国家贡献大。现在倒好，不但要交重税，还要限制我们发展，去扶持那些小作坊？”

李国华耐心解释：“张老板，不是限制你们发展，是要防止垄断。一个行业被一两家企业垄断了，就会缺乏创新，还会操控价格，最终损害消费者利益。”

“那国外竞争呢？”另一个老板说，“英国货、日本货那么便宜，我们不扩大规模降低成本，怎么跟人家竞争？”

“所以要加强技术研发，提高产品质量，不是单纯靠规模压价。”李国华说，“中央会设立技术创新基金，支持企业研发。”

谈了两个时辰，老板们半信半疑地走了。

等人走光，李国华靠在椅背上，疲惫地揉着太阳穴。秘书长递过一杯茶：“总统，何必亲自跟他们谈？让工业部长去就是了。”

“得亲自谈。”李国华说，“这些人能量大，搞不好会给改革使绊子。我当面说清楚了，他们就算不满意，至少知道我的底线。”

教育改革争议最小，但花钱最多。

李国华提出“六年义务教育”目标：六年内，让全国所有适龄儿童至少读完小学。为此要建五万所新学校，培养一百万教师。

钱从哪来？还是那个累进所得税。

这下连一些元老都有意见了。

前教育部长、现在是闲职的吴老，在一次元老聚会上公开批评：“李国华这是背离了杨公路线！杨公当年搞工业化，是先发展经济，再办教育。他现在倒好，经济还没搞好，就要大办教育，这不是本末倒置吗？”

这话传到李国华耳朵里，他苦笑道：“吴老说得对，杨公当年确实是先经济后教育。可时代不同了。现在文盲率还有六成，不提高国民素质，经济怎么升级？”

陈启明倒是全力支持教育改革。他在《进步周刊》上连发三篇文章：“教育是立国之本！李总统此举，功在当代，利在千秋！”

赵铁柱私下对人说：“办教育是好事，但别光教些没用的。得多教教爱国、纪律、军事常识。”

改革推行半年，效果慢慢显现。

到了七月份，财政部长兴冲冲来汇报：“总统，好消息！上半年所得税收了三千万元，比预期多！虽然有几个大老板把资金转移到香港，但大多数人还是老老实实交了。”

“失业情况呢？”

“建了二百个公共工程，修路、修水利，吸纳了五十万劳动力。虽然工资不高，但至少不饿肚子了。”

农业部长也报喜：“试点县的粮食产量提高了三成！现在周围县的农民都抢着要入社，拦都拦不住。”

但问题也跟着来了。

八月，上海爆发了第一次资本家“抗议”。不是上街游行——他们不敢，而是用脚投票：三家纺织厂宣布减产，两家机械厂推迟扩建计划，还有十几个老板把子女送到国外读书，顺便转移了一部分资产。

报纸上开始出现批评文章：“过度调节恐损害经济活力”“警惕民粹主义经济政策”。

李国华压力很大，晚上经常失眠。

有次深夜，他独自在办公室看报告，秘书进来说：“总统，杨公电话。”

李国华赶紧接起来。

电话那头，杨振华的声音很平静：“国华，听说你最近不太好过？”

“老总统，我……”李国华一时不知说什么。

“改革嘛，总会触动利益。”杨振华说，“我当年搞土改，触动地主利益；搞工业化，触动手工业者利益。每次都有人骂，有人反抗。但该做的还得做。”

“可现在的批评声音很大，连一些元老都……”

“元老？”杨振华笑了，“元老也是人，也有自己的立场和利益。你要听意见，但不能被意见左右。记住，你是总统，你的责任是对国家负责，对四万万百姓负责，不是对某个阶层负责。”

这话让李国华心里踏实了些。

杨振华又说：“不过方法上可以灵活点。税率是不是可以分级更细些？对真正做实业、搞创新的企业，是不是可以有些优惠？一刀切容易误伤。”

李国华连连称是。

挂了电话，他重新审视改革方案，做了一些微调：对研发投入大的企业，给予税收抵扣；对解决就业多的企业，适当降低税率。

这招果然奏效。反对声小了一些，几个原本要减产的企业，又恢复了计划。

转眼到了年底。

除夕夜，李国华没回家吃饭，还在办公室看年终报告。窗外传来零星的鞭炮声——经济不好，放炮的人都少了。

报告显示：失业率从百分之十五降到百分之十一；基尼系数从零点四五降到零点四三；义务教育覆盖率从百分之三十提高到百分之三十五。

成绩有，但离目标还远。

更让他担心的是边疆问题。新疆刘司令阳奉阴违，农业合作社在那里推不动；云南、广西的驻军将领，截留中央税收，自己搞小王国。

“经济改革只是第一步。”李国华在日记里写，“接下来要啃硬骨头了。”

他想起杨振华退休前说的话：“建国五十年，我们解决了‘站起来’的问题。接下来要解决‘富起来’和‘公起来’的问题。这比打仗更难，因为敌人不在外面，在里面；不是明确的对手，是盘根错节的利益。”

正写着，秘书敲门进来：“总统，赵将军来了。”

李国华一愣：“这么晚？快请。”

赵铁柱穿着便装进来，手里提着一盒点心：“家里人做的，给你尝尝。”放下点心，他直接说：“边疆那几个刺头，我帮你收拾。”

李国华又惊又喜：“赵将军，这……”

“我不是为你，是为国家。”赵铁柱坐下来，“他们越来越不像话了，截留税收，私自扩军，再不管要出大事。但你不能直接动手，你是文官总统，动军队容易引起恐慌。我来。”

“需要我做什么？”

“给我尚方宝剑。”赵铁柱说，“军事委员会**的名义，整顿军纪的授权。剩下的，你不用管。”

李国华犹豫了。这会不会是赵铁柱借机扩大军权？但转念一想，赵铁柱真要夺权，两年前就有机会。他既然公开支持选举结果，应该还是顾全大局的。

“好。”李国华下了决心，“需要什么文件，我明天就签。”

赵铁柱点点头，起身要走。到门口又回头：“对了，你那累进税，对军人也一视同仁？”

“将军以上要交。”李国华老实说。

赵铁柱笑了：“该交。我去年收入大概八千，该交八百是吧？明天让副官送来。”

送走赵铁柱，李国华站在窗前，看着外面的夜色。

经济改革刚开了个头，军队整顿又要开始。前面还有政治改革、司法改革、教育改革……每一步都艰难，每一步都有人反对。

但路还得走下去。

远处，钟楼传来新年的钟声。1721年过去了，1722年来了。

李国华不知道新的一年会怎样，但他知道，只要方向是对的，再难也得往前走。

只是此刻他还没想到，一场突如其来的危机正在酝酿——北方的沙俄看准中国内部调整的时机，开始在边境频频挑衅；而南方，英国殖民者正暗中支持分裂势力。

内忧未平，外患又至。

改革之路，从来都不平坦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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