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百六十三章:第一次人口危机
1732年开春,陕北安塞县张家村办了一场热闹的婚礼。
新郎是栓柱。去年在修路队干了一年,攒了十两银子,回来娶了邻村的秋菊。新娘子十八岁,脸红扑扑的,眼睛亮晶晶的。婚礼摆了三桌,请了全村老少。
张老栓喝得有点多,拉着亲家公的手说:“好,好啊。成了家,就算立住脚了。”
亲家公却叹气:“立住脚?难啊。秋菊下面还有三个弟弟,一个妹妹。家里七口人,就五亩地。今年秋菊出嫁,总算少了一张嘴。”
这话说得张老栓心里咯噔一下。他想起自家:栓柱成家了,得分出去过。家里还剩三亩地,自己和老婆子,加上两个还没出嫁的女儿。地还是那些地,人却多了。
“你家还算好的。”同桌的老赵头插话,“我家十二口人,六亩地。大孙子十六了,没地说亲——谁家姑娘愿意来挤?”
席间热闹,这话却像块石头,沉甸甸地压在每个人心里。
五月初,北平。
周晓梅现在每天早上要提前半个时辰出门。为啥?人多。
三年前她来北平时,前门大街还能跑马车。现在?人挤人,肩碰肩。街两边摆摊的比走路的多,卖菜的、卖针线的、卖糖人的,吆喝声能掀翻屋顶。
“让一让!让一让!”黄包车夫拉着车,在人群中艰难穿行。
周晓梅护着女儿小娟,好不容易挤到妇女联合会。院子里已经来了不少人——都是来找活干的年轻姑娘。
“周干事,今天有招工的吗?”一个圆脸姑娘拉着她问。
“纺织厂招十个,但要考试。”周晓梅说,“你们去后院排队吧。”
姑娘们呼啦一下往后院跑。周晓梅看着她们的背影,心里发愁。联合会每天接待几十个找工作的,但能安排的,不到十个。北平城现在有多少没活干的年轻人?没人说得清,但肯定不少。
中午吃饭时,听同事说闲话:“知道吗?北平城人口过百万了。”
“百万?三年前才七十万!”
“可不嘛。河北的、山东的、山西的,都往城里跑。说城里好活——好活啥啊,我表弟从保定来,三个月了,还在码头上扛包。”
周晓梅想起老家。她老家在山东,十年前闹饥荒,村里饿死一半人。现在听说日子好了,但地不够种,年轻人还是往外跑。
这世道,怎么了?
总统府里,李国华面前摊着一份厚厚的报告。
《1731年全国人口普查摘要》。最后一页,红字标着:总人口:两亿五千三百七十六万四千八百二十一人。
他的手有点抖。他记得刚建国那会儿,人口普查的结果是一亿八千万。这才十几年,多了七千多万?等于多出整整一个法国的人口。
“确认吗?”他问统计局长。
“确认。各地报上来的数字,我们抽查核对过,误差不会超过百分之三。”局长扶了扶眼镜,“主要是这几方面:和平十几年,没大战乱;化肥推广,粮食增产,饿死的人少了;还有公共卫生,种牛痘、建卫生所,娃娃夭折的少了一半。”
李国华走到地图前。中国的地图像片秋海棠叶子,现在这片叶子上,密密麻麻挤着两亿五千万人。
“人均耕地呢?”
“从十年前的每亩四人,降到现在的每亩两点五人。”局长翻出另一份文件,“具体说,全国耕地面积变化不大,但人口涨得太快。北方好些,南方……像江苏一些地方,每亩要养三四个人。”
李国华沉默。他想起去年在陕西看到的那些面孔——张老栓们,赵大山们。地不够种,人往哪去?
五月十五,御前会议。议题只有一个:人口。
会议室里烟雾缭绕——好几个大臣抽烟,愁的。
“必须控制生育!”户部尚书王振邦第一个拍桌子,“这么生下去,再有十年,全国耕地养不活这么多人!到时候就不是陕西暴动,是全国暴动!”
“怎么控制?”教育部长反问,“不让老百姓生孩子?你说得轻巧。‘不孝有三,无后为大’,这是几千年传下来的观念,你改得了?”
“那就宣传!生一个够了,生两个多了!”
“谁听你的?”农业部长插话,“农村为啥爱生儿子?因为儿子是劳力,能种地,能养老。你让只生一个,万一是个闺女,老了谁管?”
吵成一团。
李国华敲敲桌子:“说点实际的。马尔萨斯那套理论,我在英国留学时读过。但光说‘控制生育’,具体措施呢?”
没人吭声。确实,怎么控制?罚钱?老百姓饭都吃不饱,罚什么?坐牢?哪有那么多牢房?
“要我说,得往外走。”海军总长说,“北美、澳洲、东南亚,地方大着呢。咱们组织船队,移民过去。”
“移民?”有人冷笑,“杨总长,你知道去北美多远吗?三个月海路,路上死多少人?到了那,印第安人、英国人、西班牙人,能让咱们占地?”
“那也比在国内饿死强!”
“还有一策。”工业部长周文涛——就是之前无线电那位,现在管工业了——慢慢说,“提高农业单产。化肥还在推广,良种才刚起步,亩产还有上升空间。同时大力发展工业,建工厂,吸收劳动力。英国工业革命时,农村人也往城里跑,但人家有工厂接着。”
“说得容易。”财政部长愁眉苦脸,“建工厂要钱,推广新技术要钱,哪来那么多钱?”
又吵起来。
李国华听着,头嗡嗡响。每个主意都有道理,每个主意都有问题。这就是治国——从来没有完美的答案,只有权衡和取舍。
最后他说:“三条路,一起走。”
六月初,政策陆续出台。
第一招:鼓励垦荒。东北、西北,凡是开垦荒地者,免五年赋税,政府提供种子和农具。消息传开,河北、山东不少农民开始“闯关东”。
张老栓村里就走了三户。走的那天,全村送行。老人们抹眼泪:“这一走,怕是这辈子见不着了。”
年轻人却兴奋:“听说东北黑土地,插根筷子都能发芽!”
第二招:扶持工商业。减税、贷款,鼓励办厂。天津、上海、广州,新工厂一家接一家开。周晓梅所在的妇女联合会,现在主要工作就是给女工培训——纺织厂、卷烟厂、火柴厂,都要女工。
但问题也来了。周晓梅发现,来找工作的姑娘,很多不识字,不会算数。“这样不行。”她对会长陈文秀说,“工厂招工,现在都要考试。不识字,只能干最苦最累的活,工资还低。”
陈文秀点头:“咱们得办扫盲班。不光是姑娘,那些失业的小伙子,也得学。”
第三招:技术攻关。农业研究院加拨经费,研究高产作物。有人从菲律宾带回来一种叫“甘薯”的作物,说耐旱高产,正在试种。工业研究院那边,周文涛组织人力,攻关纺织机械——一台新式纺纱机,能顶五十个女工的手工。
李国华去看试验田时,问农学家:“这甘薯,真能亩产千斤?”
“理论上能。但得推广,老百姓得愿意种。”
“为什么不愿意?”
“吃起来没米饭香,而且……”农学家犹豫一下,“而且老百姓觉得,这是穷人的粮食,没面子。”
李国华苦笑。肚子都填不饱了,还要面子。
政策下去了,效果怎么样?一半一半。
栓柱没去东北。他结婚后,在县里找了个活——建筑队,盖房子。秋菊怀孕了,在家帮婆婆做针线,接点零活。
“爹,我想在县城租间房。”栓柱跟张老栓商量,“秋菊快生了,住村里不方便去卫生院。”
“租房子?多少钱?”
“一个月二百文。”
张老栓算了算。栓柱在建筑队,一天挣二十文,一个月六百文。租房子去掉二百文,吃饭呢?孩子生了更花钱。
“再等等吧。”张老栓说,“等孩子生了再说。”
秋菊没说话,摸着肚子。她听村里姐妹说,城里生孩子安全,有医生。村里去年难产死了两个。
北平城里,周晓梅的扫盲班开了。来的人不少,但坚持下来的不多。为啥?白天干活累,晚上来上课,打瞌睡。而且学了有什么用?该找不到工作还是找不到。
小娟现在上小学了。学校在城西,每天走三刻钟。同学越来越多,教室坐不下,分上午班、下午班。小娟是下午班,回家天都黑了。
“妈,我们班王小花不上了。”一天晚饭时,小娟说。
“为啥?”
“她爹说,女孩认字没用,不如早点干活挣钱。”
周晓梅心里一紧。她想起自己,要不是认了字,现在还在作坊里做苦工。可这话,怎么跟王小花爹说?
腊月里,秋菊生了,是个儿子。
张老栓抱着孙子,老泪纵横:“张家有后了,有后了。”
可高兴劲没过,愁事就来了。秋菊奶水不足,孩子饿得哇哇哭。买奶粉?买不起。熬米汤?米也不便宜。
栓柱现在一天干十个时辰,还是不够花。建筑队的活时有时无,有时候一连几天没活干。
村里又走了两户去东北。走前,把地卖给张老栓——很便宜,一亩地五两银子。张老栓咬牙买了,把家里的积蓄全掏空了。
“买地干啥?”老婆子埋怨,“人都养不活了,还买地。”
“地是根本。”张老栓说,“有地在,心里踏实。”
可他也知道,这踏实是虚的。五亩地,养六口人,怎么养?
北平城里,周晓梅在年底总结会上听到一组数字:今年全国新生儿,预计超过六百万。死亡人数,约三百万。净增三百万人。
三百万人,相当于一个中等省份的人口。一年。
会长陈文秀说:“咱们的工作,得跟上。特别是妇女健康——生孩子不是小事,得让她们有条件生,有保障养。”
可怎么保障?周晓梅不知道。联合会一个月经费五十两银子,要办扫盲班、要搞培训、要发宣传册,捉襟见肘。
总统府里,李国华看着年终报告。人口:两亿五千六百万,比年初又增三百万。粮食产量:增一成。工业产值:增两成。失业人数:估计超过一千万。
“移民情况?”他问。
“去东北的,约二十万人。去西北的,约十万人。去海外的……不到一万人。”
太慢了。杯水车薪。
窗外又下雪了。李国华想起小时候,老家村子里,孩子们在雪地里跑。那时候人少,地多,虽然穷,但饿死的少。
现在呢?孩子们还能在雪地里跑吗?还是挤在城市的胡同里,为一口吃的发愁?
这个国家,像一辆超载的马车,吱吱呀呀地往前走。车上的人越来越多,路却还是那条路。前面是上坡还是下坡?不知道。只知道不能停,一停,就可能翻车。
夜深了,周晓梅在电灯下写扫盲班的教学计划。小娟已经睡了,梦里还在背课文:“人口众多,地大物博……”
是啊,地大物博。可再大的地,也经不住这么多人分。
远处传来火车的汽笛声——是北平到天津的夜班车。车上坐着什么人?去天津打工的农民?去东北垦荒的家庭?还是只是普通旅客?
不知道。只知道这列车上,还有这个国家的每个角落,都挤满了人。他们吃饭、睡觉、工作、生孩子,像潮水一样,涌向未知的未来。
人口激增的第一波浪潮,就这样无声无息地,淹没了1732年的中国。而堤坝在哪里,没人知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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