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734年开春，北平城的柳树又绿了。

周晓梅走在街上，总觉得这绿和往年不一样。也说不上哪不一样，就是感觉——没那股子鲜亮劲儿，蔫蔫的，像蒙了层灰。

她现在是妇女联合会的副主任了。主任陈文秀去年退休，推荐了她。工资涨到每月八两银子，活儿却多了一倍。不光要管扫盲班、就业培训，还要调解家庭纠纷、组织女工互助会。有时候忙到半夜回家，小娟已经睡着了，桌上留着饭——是隔壁王大妈帮忙热的。

“妈，你最近回来越来越晚了。”有天早上，小娟边吃早饭边说。

“单位事多。”周晓梅揉揉太阳穴，“现在各机关都在调整，事儿一堆。”

“什么叫调整？”

周晓梅答不上来。她只知道，自从杨总统走后，很多事情变得微妙起来。以前定了就干，现在呢？一个文件下去，这里推一下，那里挡一下，半天动弹不了。

就像联合会申请扩建教室的报告，递上去三个月了，还没批下来。她去问教育局，教育局说归建设局管；去建设局，建设局说要财政局拨款；财政局又说，今年预算紧，要等下半年。

“都在等。”同事私下说，“等上面风向。”

上面什么风向？周晓梅不知道。她只觉得自己像站在十字路口，四面八方都有人说话，却听不清谁说的对。

总统府会议室，烟雾比往年更浓了。

李国华坐在主位，看着两边的人。左边，是以周文远为首的一批元老。周文远今年七十八了，头发全白，但腰板挺得笔直。他是跟杨振华一起从江西起义打出来的，当过第一任政务总理，现在虽然退了，但说话分量重。右边，是以陈启明为首的少壮派。陈启明今年四十六，正是年富力强，管着廉政公署，办了无数大案，锐气正盛。

今天讨论的是北方铁路的二期工程——往北延伸到张家口，还是往西延伸到包头？

“往北。”周文远声音洪亮，“张家口是军事要冲，连着蒙古。修过去，驻军、补给都方便。国防安全是第一位的！”

“往西。”陈启明语气平静，“包头有煤有铁，修过去，能带动整个晋陕地区的工业。老百姓要吃饭，工厂要原料，这是经济需要。”

“经济经济，你就知道经济！”一位老将军拍桌子，“没有安全，什么经济都是空话！”

“没有经济，拿什么养军队？”工业部长周文涛插话，“现在一支步枪多少钱？一门炮多少钱？不发展工业，全靠买，买得起吗？”

吵起来了。

李国华没说话。他端起茶杯，慢慢喝了一口。茶已经凉了，有点苦。

这样的场景，这半年来越来越多。以前杨振华在时，大家也吵，但吵完了，杨振华一拍板，事情就定了。现在呢？没人能一言九鼎。他不是杨振华，没那个威望。按制度，他可以决定，但如果元老派集体反对，政策执行起来就处处受阻。

“投票吧。”他说。

投票结果：七票往西，六票往北。

周文远站起来：“国华，这事你再想想。老杨在时，最看重国防。”

李国华看着他：“周叔，我记得杨总统临终前说，要发展科技，善待百姓。修铁路到资源区，能发展工业，能创造就业，这也是杨总统的意思。”

“你！”周文远脸色涨红，最后甩下一句，“好，好，你们年轻人有主意！”转身走了。

会议室里一片寂静。

栓柱在县建筑队，最近活少了。

“队长，咋回事啊？前阵子还说盖新学校，现在没信了？”他问。

队长蹲在工地边抽烟：“县里没钱了。说上面的拨款没下来。”

“为啥？”

“谁知道？听说上面在吵架，吵完了才给钱。”

栓柱不懂政治，但他知道没活干就没钱。秋菊又怀上了，第二个孩子。大儿子刚会走路，正是花钱的时候。家里五口人，就靠他这点工钱。

“要不，我去北平看看？”晚上吃饭时，栓柱跟爹商量，“听说北平工厂多，工钱高。”

张老栓摇头：“去北平？住哪？吃啥？你现在拖家带口的，不是一个人了。”

“可这么等着不是办法啊。”

父子俩对着油灯发愁。灯油快没了，火苗一跳一跳的，影子在墙上晃。

同样发愁的还有很多人。村里去年去了东北的三户人家，最近有一户回来了。“待不下去。”回来的老刘说，“说是开荒，去了才发现，好地都被先去的占了。分的都是山坡地，石头多，不长庄稼。”

“那咋办？”

“再想办法呗。”老刘叹气，“听说南边工厂招工，想去看看。”

张老栓没说话。他想起杨总统在世时，虽然日子也难，但总觉得有奔头。现在呢？奔头还在，但路好像更绕了。

四月，一场更大的争论爆发了——关于纺织业。

国内现在最大的纺织企业“华盛纺织”，是十年前政府扶持起来的，现在有工人两万多，占了全国棉布产量的一半。老板姓杜，叫杜月笙，上海人，五十多岁，精明能干。

问题来了：华盛想扩大规模，引进英国新式机器，但需要政府担保贷款。这事在财政部卡住了。

“不能担保。”财政部长说，“这是私营企业，政府担保，亏了谁负责？”

“但发展工业是国策。”工业部长周文涛反驳，“华盛做大了，能带动上下游，能创造就业，政府该支持。”

“那也不能无限制支持。现在这些大资本家，钱越赚越多，胃口越来越大。今天要担保，明天要减税，后天要垄断权。这么下去，国家成什么了？为他们服务的工具？”

“你这是仇富！”

“我这是为国家着想！”

吵到李国华这里。

李国华把杜月笙请到总统府。杜月笙穿着西装，皮鞋锃亮，但态度恭敬：“李总统，我们企业愿意为国家做贡献。引进新机器，效率能提高三倍，成本能降两成。这样棉布价格就能降下来，老百姓能买到更便宜的衣服。”

“你需要多少贷款？”

“五十万两。政府担保就行，利息我们照付。”

五十万两，不是小数目。李国华想了想：“可以，但有两个条件：第一，新工厂必须建在河北或山东，带动当地就业；第二，工人工资要提一成，工作时间不能超过十个时辰。”

杜月笙犹豫了：“这……成本就上去了。”

“国家担保，国家也要对百姓有交代。”李国华说，“你考虑考虑。”

杜月笙走后，周文涛进来：“总统，元老那边又说话了。说这是‘与资本勾结’，背离了杨公路线。”

“杨公路线是什么？”李国华忽然问。

周文涛愣住。

“杨总统在世时，大力发展工业，鼓励民间资本，这难道不是杨公路线？”李国华站起来，走到窗前，“现在有些人，动不动就拿‘杨公路线’说事。问题是，杨公要是还活着，他会怎么做？他会固步自封，还是与时俱进？”

窗外，总统府院子里，几棵老槐树冒出新叶。李国华想起很多年前，杨振华指着这些树说：“树要长，就得修枝剪叶。国家要发展，也得不断调整。没有一成不变的路线。”

五月，军事预算审议会。

军方代表是一位四十五岁的少将，叫王振武。他是军校第一批毕业生，打过几场硬仗，去年刚晋升。说话直，不绕弯子。

“总统，这是明年的预算申请。”他把文件推过来，“海军要新造两艘巡洋舰，陆军要换装新式步枪，空军要买二十架飞机。总计需要三百万两。”

李国华翻看着：“去年不是刚更新了装备吗？”

“去年是去年，今年是今年。”王振武说，“日本去年下了四艘新舰，英国在东南亚增兵，俄国在中亚动作频频。我们不跟上，就要落后。”

“三百万两，相当于全国教育经费的总和。”教育部长插话。

“没有国防，教育有什么用？学校建得再好，敌人一来，全成废墟！”

“但现在不是战时，该省的要省。”

“等战时再准备？晚了！”

李国华听着，手指轻轻敲着桌面。军方有军方的道理，文官有文官的考量。难就难在，两边都对。

他忽然想起杨振华说过的一句话：“文武之道，一张一弛。但不能一张到底，也不能一弛到底。关键在平衡。”

怎么平衡？钱就这么多，给了军方，教育、卫生、基建就要减。给了文教，军方就不满。

“这样，”他说，“三百万两不可能，一百五十万两。海军一艘巡洋舰，陆军部分换装，空军十架飞机。剩下的，分三年到位。”

王振武脸色不好看，但还是敬了个礼：“是。”

等人走了，陈启明进来：“总统，军方最近牢骚很多。说文人当政，轻视国防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李国华揉揉眉心，“但钱就这么多。要发展，要民生，也要国防。哪头都不能丢。”

“元老派在背后支持军方。”陈启明压低声音，“周文远上个月去了三次陆军俱乐部。”

李国华没说话。他看着墙上的地图——中国像一片海棠叶子，四周群狼环伺。内部呢？也是暗流涌动。

这个总统，越来越难当了。

六月，周晓梅终于等来了教室扩建的批复——批了，但预算砍了一半。

“只能盖三间，不是六间。”她对同事们说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财政局说没钱。”

其实大家都知道，不是没钱，是钱往别处去了。听说军方要了新装备，听说大企业拿了贷款，听说北方铁路又开工了。教育？教育不急，慢慢来。

扫盲班现在有二百多个学员，挤在三间教室里，每间塞七十多人。夏天到了，屋里热得像蒸笼。但没人抱怨——能来学就不错了。

有个女学员，叫翠花，丈夫在码头干活，她自己带三个孩子，还来上课。周晓梅问她：“这么累，为什么还要学？”

翠花说：“周主任，我不想像我娘那样，一辈子不认字，让人骗了都不知道。上次买布，商家少给我三尺，我不会算账，回家才发现。我娘说，算了，三尺布不值当。可我不甘心。”

周晓梅听了，心里发酸。她想起自己当年，也是不甘心，才从老家跑出来。

“好好学。”她说，“学出来了，我帮你找份好工作。”

“哎！”翠花眼睛亮了。

可周晓梅心里没底。好工作？现在北平城多少人在找工作？工厂是多了，但人也多了。一个岗位，几十个人抢。

傍晚回家，小娟拿回一张成绩单：全班第三。

“妈，老师说我要是保持这个成绩，能保送中学。”小娟兴奋地说。

“好，好。”周晓梅摸着女儿的头，“好好学。”

可中学学费呢？现在中学不是义务教育，一年要二十两银子。她一个月八两，除去开销，能攒下三两。一年三十六两，够学费，但生活费呢？

难啊。到处都是难。

七月，最热的时候，李国华病了一场。

也不是大病，就是感冒发烧，但拖了半个月才好。医生说是劳累过度，建议休息。他休息不了——每天文件堆成山，会议排满日程。

病中，他做了个梦。梦见杨振华还活着，坐在他对面喝茶。他说：“老杨，这摊子太难了。”

杨振华笑笑：“难就对了。要是不难，要你干什么？”

“可我不知道该怎么走。往左，有人说右；往右，有人说左。站在原地，又有人说你不作为。”

“那就听你自己的心。”杨振华说，“记住，你是为国家做事，不是为哪一派做事。元老有元老的顾虑，少壮有少壮的激情，军方有军方的职责，商人有商人的诉求。这些都要听，但不能全听。最后的主意，得你自己拿。”

“要是拿错了呢？”

“那就改。”杨振华站起来，“国华，咱们建立这个国家，不是为了让谁永远正确，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。只要这个方向没错，具体怎么走，可以试，可以改。”

梦醒了，李国华一身汗。

他坐起来，看着窗外蒙蒙亮的天。是啊，可以试，可以改。但这个“试”的代价，谁来承担？是栓柱那样的工人？是周晓梅那样的干事？还是千千万万普通百姓？

八月初，李国华做出了几个决定：北方铁路，分段修，军事线和经济线并行；企业贷款，有条件支持，但要增加工人福利；军费，分三年到位，同时压缩不必要的开支。

决定一出，各方都不满意。

元老派说：“妥协！没原则！”

少壮派说：“保守！没魄力！”

军方说：“抠门！不重视国防！”

资本家说：“限制太多！影响发展！”

李国华听着这些议论，只是笑笑。他现在明白了：做总统，不是要让所有人满意，而是要在所有人都不完全满意的情况下，让国家继续往前走。

就像走钢丝，左边是悬崖，右边也是悬崖。能做的，就是看着前方，一步一步，稳稳地走。

至于能走多远？不知道。

只知道，不能停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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