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07章 两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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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07章 两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
然而,听筒里传来的,却是一个清脆、熟悉,带著几分慵懒和笑意的女声:「许大作家,好大的架子呀。这还没成国际巨星呢,就连老朋友的电话都不想接了?」
许成军著实愣了一下,这个声音太过意外,他迅速看了一眼来电显示,嗯,看不懂。
「你是————?」
「怎么,许先生贵人多忘事,才几天工夫,就把在TBS门口被你泼了一身咖啡的倒霉蛋给忘了?」对方的声音里调侃意味更浓。
许成军瞬间反应了过来,语气里带著真实的惊讶:「松坂庆子小姐?」
「看来还没完全忘了我嘛。」松坂庆子在电话那头轻笑,「听说你们到广岛了?」
「是的,刚刚抵达。松坂小姐,你怎么会————」
「我怎么会给你打电话?」
她接过话头,语气自然得像是在聊今天天气,「找马场先生要的。我说有重要的私事必须立刻联系你,他犹豫了一下,还是给我了。」
她顿了顿,声音稍稍压低,少了几分玩笑,多了几分难以言喻的认真,「许成军,我现在也在来广岛的新干线上了。有个————很重要的私人原因,我必须去那里一趟。而且,我想在那里,和你单独见一面。」
这个突如其来的电话和邀约,完全超出了许成军的预料。
「很重要的事?」他重复了一遍,语气平静。
「是的,非常重要。」
松坂庆子的回答简洁而肯定,「关于————一个答案。等我到了再联系你。再见,许成军。」
不等他再回应,电话已然挂断。
只留下一串忙音,混合著广岛特有的、带著历史重量的风,回响在许成军的耳边。
交流团的行程并没有给许成军太多思考松坂庆子来电意图的时间。
到达广岛酒店后,林林秘书长简单宣布了次日的安排:参观广岛和平纪念公园及资料馆,并与本地反战团体、作家座谈。
众人反应平淡,甚至有些兴致寥寥。
对干东大人而言,看待广岛、长崎的心情极为复杂,这种复杂背后,是民族记忆中难以化解的沉痛与一种近乎尖锐的诘问:「且不论历史真伪,即便真的发生过,那也是侵略者应得的反噬。那一代人犯下的罪孽,凭什么要后人来背负同情?那些在军国主义机器上狂欢的国民,在原子弹落下时,真的完全无辜吗?」
而且说实话,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经常被证伪。
按许成军的话说就是。
不能完全相信广岛和长崎被原子弹炸过!
众所周知,原子弹是有核辐射的!
切诺贝利尔仅仅只是,就荒芜了几十年,而广岛和长崎啦,几年就恢复了!
这怎么可能?
如果要我相信广岛和长崎被原子弹炸过,除非让我们的邱小姐过去!!!
不出所料,晚饭后,杜鹏成又把艾芜、敖德斯尔和许成军叫到了自己房间。
这几人算是团里相对「年轻」的骨干—当然,许成军属于过于年轻的那个例外。
杜鹏成开门见山,语气带著压抑不住的火气:「说实话,我觉得明天这行程完全没必要!这算怎么回事?是让我们来同情抗日战争期间的东瀛吗?要我们对著原子弹的受害者默哀,那谁又来为我们死难的三千五百万同胞默哀?!」
艾芜摇摇头,显得更沉稳些:「老杜,核战争的阴影是悬在全人类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,它的警示意义是超越国界的————」
杜鹏成张嘴想打断,艾芜却抬手阻止了他:「我懂你的意思!我心里跟你一样堵得慌!但我想说的是,我们此刻的身份是文化使者,肩上担著更重的责任,不能只凭个人感情行事。」
「妈的!要我说,就特么该多来几枚!」杜鹏成狠狠啐了一口。
敖德斯尔被他这直白的话逗笑了,用带著口音的汉语调侃道:「再来几枚?杜老师,那你我此刻上哪儿交流去?这趟门儿都出不了喽!」
「我特么本来就不想来!」
这时,艾芜把目光转向一旁安静许久的许成军:「成军,你怎么看?广岛和长崎,值得我们同情吗?」
突然被点名,许成军指了指自己,见几人都等著他发言,便平静地开口:「当然!但凡有点儿人性,就应该同情广岛和长崎事件。」
几人闻言都有些傻眼,杜鹏成更是眉毛一竖。
「你特么....」
不料许成军话锋紧接著一转,语气变得沉痛而肃穆:「我们不仅要同情,还要深切地缅怀一—
缅怀那两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,他们为了全人类的反法西斯事业,永远长眠在了东瀛的土地上。
至今,我们仍不知道他们的真实姓名,只知道他们承载著使命与代号降临世间:一位名叫「小男孩」,另一位名叫「胖子」!」
他顿了顿,在几人惊愕的目光中,一字一句地郑重道:「在此,让我们深刻缅怀小男孩」与胖子」为人类反法西斯事业所做出的英勇牺牲!」
房间里静了一秒。
随即,杜鹏成一拍大腿,憋了半天的情绪终于找到了宣泄口,爆出一句粗口:「草!还是你小子会说!」
敖德斯尔也哈哈大笑,用力拍著许成军的肩膀:「就知道你这小子对我性格!这话说得,够劲1
」
就连一贯持重的艾芜,也忍不住摇头苦笑,紧绷的气氛在这一刻奇异地缓和了下来。
许成军替所有人说出了那句最复杂,也最真实的心声。
第二天的广岛,天空阴沉,云层低垂。
在日方人员的陪同下,东大作家代表团来到了广岛和平纪念公园。
陪同的是广岛当地文化协会的负责人松本清,以及两位一直保持著谦和甚至略带恭谨笑容的助理。
松本清约莫五十多岁,言语温和,举止得体,典型的东瀛文教系统官僚。
公园内一片肃穆。
最触目惊心的,便是那座被刻意保留的原爆圆顶馆的残骸,扭曲的钢筋与焦黑的骨架直指天空,像一个永不愈合的伤口,无声地诉说著核爆瞬间的恐怖。
在和平纪念资料馆内,光线昏暗,气氛凝重。
陈列柜里,熔化的玻璃瓶、烧焦的饭盒、碳化的残肢模型————一件件实物触目惊心。
一位声音轻柔、面带悲戚的女讲解员,用一种近乎吟诵的、充满创伤的语调,详细描述著1945
年8月6日那个早晨,人们如何瞬间被高温汽化,如何被辐射灼伤,如何在漫长的痛苦中死于各种后遗症。
她讲述著幸存者(被爆者)如何被社会歧视,如何与病痛抗争,清理废墟、重建家园是何等艰辛。
「那一天,天空异常美丽————」讲解员的声音带著一种程式化的哀伤。
代表团成员们默默地听著,看著。
巴先生面色沉郁,镜片后的目光深邃而复杂,他看到的似乎不只是眼前的惨状,更是人类悲剧的循环。
冰欣女士眉头微蹙,手微微握紧,流露出女性本能的怜悯,但这怜悯之上,显然覆盖著更沉重的思考。
杜鹏成紧抿著嘴唇,脸色铁青,他似乎在极力压制著什么。
艾芜、敖德斯尔等人,表情也无一轻松,但那绝非单纯的同情,而是一种混杂著历史伤痛、民族情绪与人性拷问的极度复杂的神情。
然而,一个巨大的、无声的疑问,在所有东大代表团成员心中升起,如同纪念馆本身一样沉重:这里的每一个字,每一张图片,都在倾述著「受害」的悲苦,却丝毫不见对「加害」的反思。
他们永远只说「我们被炸了」,却绝口不提「我们为何被炸」。
许成军看著这一切,内心冰火交织。
在这片对和平的憧憬下。
是右翅膀份子痛斥东大「编造」二战伤亡数字,「夸大」南京大屠杀的规模,言语间将侵华日军的烧杀掳掠轻描淡写地归咎干「时代的混乱」。
他们只在乎他们「打输了」这场战争,承受了惩罚,却从心底里不认为自己「打错了」,更不在乎他们为何会招致这样的毁灭。
因为在那个疯狂的年代,他们甚至压根就没把东大人、朝鲜人、东南亚人————当成是同等意义上的「人」。
同情?
许成军的目光从那些悲惨的照片上移开,望向窗外灰蒙蒙的天空。
一股源自民族记忆最深处的悲愤,在他胸中激荡、冷凝。
同情?
在东瀛右翅膀势力彻底消亡,在东瀛这个国家从上至下、真心实意地正视它自己在那场战争中所犯下的全部罪行,并跪下向我们三千五百万军民的血泪亡魂忏悔道歉之前一在这之前,所有的「同情」都是对我们自己历史、对我们自己无数先烈和死难同胞最无耻的背叛。
他仿佛能看见,在那片名为历史的苍穹之上,三千五百万双未能瞑目的眼睛,正透过时空,静静地、死死地凝视著这里。
这份沉重的凝视,无人有资格替他们原谅。
下午的广岛国际会议场,氛围与上午的沉重压抑截然不同。
会场内灯火通明,人头攒动。日方显然提升了接待规格,不仅会场布置得更为正式,到场的人物更是重量级,堪称东瀛文坛的半壁江山。
除了上午已见的大江健三郎、井上厦,赫然在座的还有及时赶来的井上靖、「市民派」作家小田实、充满现代主义荒诞感的开高健、女作家泽地久枝。
一时间,会场内星光熠熠,表面上至少是觥筹交错,一派融洽的学术交流景象。
松本清脸上的笑容也真诚了几分,忙著为双方引荐。
会议开场,井上靖先生作为日方最德高望重者,首先致辞。
他声音温和,从宏大的文明史视角切入:「————人类文明如长河,战争与灾难如同险滩暗礁。
广岛的悲剧,不仅是东瀛的伤痕,更是全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一次深刻断裂。
文学,作为文明的载体,有责任记录这伤痛,并思索如何让文明之舟,避免再度触礁。」
他的发言格局宏大,充满了对人类共同命运的关怀,立刻为下午的会议定下了一个理性而高远的基调。
随后,各位作家依次发言,观点交锋,异彩纷呈。
小田实的发言充满了行动派的激情,他挥舞著手臂:「文学不能只是书斋里的哀叹!它必须走向街头,化为行动!我们要用笔阻止下一场广岛,要用文字构筑和平的防线!作家应该是语言的游击队员」!」
他的激烈与开高健形成了鲜明对比。
开高健用一种略带疏离和冷峻的语气说道:「我们创造了核」这个完美的毁灭象征,它像一座无形的金字塔,压在每一个现代人的心头。
我们写的不是广岛,而是在写被困在这座金字塔下,既恐惧它,又依赖它,甚至崇拜它的,我们自己的荒诞处境。」
泽地久枝女士则拿出了她标志性的严谨,她展示了搜集到的史料,讲述了原子弹爆炸后,女性在重建家庭、照顾伤者过程中承受的双重乃至三重苦难。
她的叙述冷静、客观,却因其巨大的事实力量而更具感染力,使得几位东大女作家频频颔首。
大江健三郎在此时进行了总结性的发言,他将上午未及展开的理论深化:「我们必须成为广岛人」,这不是一个地域身份,而是一个精神身份。
意味著我们要将这种终极的危机感内在化,并在此基础上,思考何为人性的尊严,何为人类的希望。这正是我所说的「核时代的想像力」————」
整个下午,会议在一种高水平的、充满智力激荡与人文关怀的氛围中进行,表面上完全是一场成功的、深刻的国际文学交流。
日方作家们展现出的思想深度、流派多样性和对社会责任的担当,确实令中方代表团成员,包括杜鹏成在内,都暗自颔首,感受到了世界文学的广阔。
当然也只是从文学深度上。
然而,就在会议即将圆满结束,气氛最为融洽之时,许成军举手要求发言。
他之前一直安静聆听,记录要点,此刻他站起身,目光扫过在场的所有东瀛作家,语气平和却带著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:「感谢各位老师的精彩见解,让我受益匪浅。尤其是关于将危机感内在化」、成为广岛人」的论述,极具启发性。」
他略微停顿,仿佛在斟酌词句,然后继续说道:「这让我联想到一个或许不干分恰当,但能表达我此刻感受的比喻:如果说,核武器的阴影是悬在全人类头顶的、共同的达摩克利斯之剑」,那么,对于未曾亲身经历他国侵略苦难的民族而言,理解广岛」,或许就像是试图去理解茶杯中的风暴」一一我们能想像其剧烈,却难以体会其毁灭性的全部细节。」
他话锋一转,声音清晰而坚定:「但是,对于曾饱受殖民与侵略之苦的民族来说,他们所承受的,是那片风暴」本身。当风暴在你的家园、你的土地上肆虐,吞噬你的亲人,摧毁你的文明时,你所思考的,首先必然是如何在风暴中幸存,如何让风暴停止,以及风暴因何而起。」
「因此,我完全赞同文学应超越国界,关怀人类共同命运。但或许,在通往这个宏伟目标的道路上,我们首先需要一份共同的历史认知」作为路基。否则,所有的同情与共情,都可能建立在流沙之上,无法承载通向真正和平与理解的重量。」
「我的发言完了,谢谢各位。」
许成军微微鞠躬,坐了下来。
会场陷入了一片短暂的、意味深长的寂静。
他没有激烈地指责,也没有纠缠于具体的历史问题,而是用一个精妙的比喻,将双方立场的根本差异,以及达成真正理解的唯一前提,清晰地、体面地、却又无法回避地摆在了所有人面前。
他这番发言,如同在平静和谐的湖面上,投下了一颗深水炸弹,表面波澜不惊,水下却已暗流汹涌,让在座的所有东瀛作家,都必须直面这个他们一直在回避的核心问题。
井上靖先生深深地看了许成军一眼,目光中充满了复杂的意味。
大江健三郎则陷入了沉思,手指无意识地敲击著桌面。
下午努力营造的「融洽」氛围依然存在,但其底下,一种更为真实、也更为艰难的对话,似乎才刚刚开始。
杜鹏成在一旁,用力抿著嘴,才没让自己笑出声来,只能在心里暗赞一句:「这小子,总能在最关键的地方,戳破那层窗户纸!干的漂亮!」
在许成军发言后那片刻的寂静与沉思中,所有人的目光,自然而然地投向了东大代表团的团长,一直端坐聆听的巴先生。
巴老也没有犹豫。
在许成军说完他说的话之后。
他收齐了早已准备好的一套说辞。
他缓缓站起身,步伐略显迟缓却异常沉稳,走到了发言席前。
午后的光线透过会议场的窗户,映在他清癯而布满皱纹的脸上,那副深色边框眼镜后的目光,一如既往地温和,却蕴含著看透世事的澄澈与坚定。
他没有立刻开口,而是用目光缓缓扫过在场的每一位东瀛作家,如同一位慈祥而严肃的长者,在开启一次重要的家庭对话。
会场彻底安静下来,连纸张翻动的声音都消失了。
「感谢井上靖先生,大江健三郎先生,以及在座的各位东瀛同仁,」
他的声音不高,带著川音,语速缓慢,每一个字都仿佛有著沉甸甸的分量,「今天下午,我听到了许多深刻、真诚,充满了对人类命运关怀的发言。关于核武器的恐惧,关于和平的祈愿,关于文学的责任————这些声音,是珍贵的,是跨越国界的,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认真倾听和思考的。」
他首先给予了充分的肯定,展现了决决大国的文化气度。
但紧接著,他的话锋如同静水深流,开始转向更本质的层面。
「我今年七十六岁了,经历过战争,也见证过太多的苦难与死亡。」
他顿了顿,仿佛在回溯漫长的个人与民族记忆,「我深知,真正的悲剧,往往不在于灾难本身,而在于灾难过后,人们选择了遗忘,或者,只选择记住自己想记住的那一部分。」
这句话,像一把柔软的钥匙,却精准地打开了在场所有东大人心中的锁,也轻轻叩击著一些东瀛作家的良知。
「文学,是什么?」
他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,然后自问自答,「有人说是匕首,是投枪。但在我看来,它首先应该是一面镜子—一面诚实的,敢于映照出历史全部真相的镜子。不仅要映照出广岛、长崎的惨状,也要敢于映照出这场战争是如何开始的,是谁将它强加给了亚洲各国的人民,以及在南京、在重庆、在无数东大和亚洲的土地上,曾经发生过什么。」
他的语气依旧平和,但话语的内涵却重若千钧。
他没有提高声调,却让一种不容辩驳的道德力量充盈了整个会场。
「如果文学失去了这份求真」的勇气,那么所有的伤痕」书写,都可能在不自觉间,演变成另一种形式的对历史的遮蔽。」
他微微叹了口气,这声叹息里,充满了对一个民族能否真正从历史中汲取教训的深切忧虑,也包含了对人类共同命运的悲悯。
至少许成军觉得是的。
「同情受害者,是人类最基本的情感,我对此毫无异议,并且深表赞同。
但是,」他强调了「但是」,目光变得更加深邃,「真正的、有力量的和平,无法建立在单一视角的悲情之上,它必须建立在完整、共同的历史认知与深刻的集体反思之上。
否则,和平就像建筑在流沙上的城堡,一阵风浪,就可能让它倾覆。」
最后,他总结道,声音里带著一种历经沧桑后的恳切与期望:「我们今天的讨论,是一个很好的开始。我希望,我们两国的作家,未来能共同拿起求真」的笔,不仅为死难者哀悼,更要为生者负责,为未来负责。
让我们用文学的力量,去擦拭历史这面镜子,让它映照出全部的、复杂而痛苦的真相。因为只有这样,我们才能确保,过去的悲剧,不会在未来,以任何一种形式重演。」
「谢谢各位。」
巴先生微微颔致意,然后缓缓走回座位。
他没有激烈的言辞,没有愤怒的指控,而是以一种基于普遍人性与历史责任的、无可辩驳的逻辑,将整个对话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精神层面。
他将许成军提出的「路基」具体化为一面「诚实的镜子」,并赋予了它构建真正和平的核心意义。
他的发言,像一块巨大的磁石,将下午所有分散的、精彩的、甚至有些对立的观点,牢牢地吸附在「求真」与「责任」这个核心上。
会场在短暂的寂静后,爆发出长时间、热烈的掌声。
这掌声,是对这位文学老人智慧与勇气的致敬,也标志著这次座谈,超越了表面的和谐,触及了灵魂深处的拷问。
对许成军来说。
巴老这次的发言远比他在84年东京笔会上的发言《核时代的文学一我们为什么写作》要更加深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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