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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宗篇42 极盛背后的阴霾


毋需讳言,在帝国极盛的岁月里,也不乏忧患与混乱,打遍东亚无敌手的大汉帝国,也同样难免边患之苦。那些每年都会在帝国边远穷困地区发生的蛮乱、民乱、贼乱,就不需多说了,“治安战”事实上在帝国内部也属常态,并不是那些对外开拓的封国所独有。

在建隆时代,朝廷边患之剧,并不在差点打起来的安东,主要有两处,一在西南,二在漠北。而从建隆八至十八年,刘文济领衔的帝国朝廷,也耗费了极大精力,用在两个方向,这是刘文济整个统治生涯中唯二值得记叙的“武功”。

历来之盛世,怎能没有“武功”之点缀,还不能是一般小贼小乱的戡定,得有些拿得出手的“赫赫武功”。

首先是西南,自雍熙初年川蜀之乱平定及太宗皇帝南巡,于成都召见滇、黔诸部土司之后,整个西南平静了足足三十年,当然一些“日常性”的动乱是避免不了的,但至少整体上还是处于一种平稳的汉统秩序下,并且汉化的车轮也在潜移默化中向历史前方滚动着。

三十年间,滇黔地区是有莫大进步发展的,政治制度的稳定与社会治安的保证,往往能催发繁荣,那段时期,也堪称滇黔地区有史以来文明程度最高、社会最繁荣的一个阶段。

当然,这份繁荣是以汉文明作为火车头带头前进的,其主要实现的方式也是通过与汉人的密切交流,最终呈现的也是一种汉夷杂处融合的局面。

经济上,滇黔二道虽然始终没能摆脱对剑南与朝廷援助的依赖,但也畜牧业与手工业也蓬勃兴起,作为茶马经济圈的支柱之一,畜牧业是其重要发展动力,滇马的名声可是遍布西南,再辅以各种手工制品、金属冶炼、传统农业,牛黄麝香等药材的发掘,山高林密、道路险仄的西南大山,已经不能完全视作穷乡僻壤来看待了。

政治文化上,虽然滇黔二道长期处于汉蛮杂处、“流土”并行,甚至土重于流的情况下,但在大量汉官、汉军、汉商、汉民,以及跟随他们输入的汉家文明典籍、风俗及商品的影响下,朝廷对西南的开拓与巩固获得了巨大成功,汉化进程肉眼可见地进步。

普通蛮民且不说,至少在诸蛮部、土司上层,汉语汉礼是基本传播开了的,不是汉文明真的有什么无法抗拒的魔力,让酋长头人们争相皈依、学习,只是在大汉帝国于滇黔建立的秩序圈力,不向汉化与朝廷靠拢,是会吃亏的。

接受汉化,日子未必能过得多好,但拒绝甚至反抗,日子一定过不好!而一切的根本,还在于朝廷常年在滇黔诸府州镇保持的重兵了。

若说综合的军事实力,滇黔二道的汉军是远不如剑南这西南核心的,然若单纯看军队之战力,比谁能打,滇黔的军队,尤其是云南道的边军,放眼全国都可堪一比,这都是由滇黔的政治、地理、民风决定的。

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,以及社会治安的稳定,往往带来人口的增长,在帝国人口全面爆发之时,西南地区也同是如此,即便增长率并不如传统富庶地区那般高,但在建隆时代初期的时候,滇黔二地的人口也突破了五百万。

而可以肯定的一点,实际人口绝对远超这个数字!作为与黔中、剑南、广南西道密切交流的枢纽,云南道治善阐府(昆明),也逐渐扩张成为一座十万人口的大城,这个规模与水平,就是扩大到整个西南地区,都是能够排上号的。

滇黔地区在三十年间的发展与繁荣,是不可否认、不容抹杀的,但时,其社会矛盾也在快速积攒。土地矛盾(滇黔以其特殊的政治环境并没有进行如内地道州一致的地税改革),贫富差距,汉夷矛盾,官僚权贵的贪婪与剥削,土司蛮部之间的血腥争斗......

随着时间的推移,矛盾积攒到一定的程度,自然而然就爆发出来了。事实上,从建隆三年开始,滇黔地区的骚乱就开始增多了,蛮民袭扰、掠杀汉民的事件层出不穷,蛮部之间(包括受封土司)互相抢掠、攻伐、扩张的情况也渐渐增多。

地方官府官军在这些骚乱上,只是如常一般地剿抚弹压,就像过去三十年一直做的一样。但是,以老办法显然无法解决新阶段的问题,也就导致动乱始终难已,社会治安不稳,犯罪率不断提高,一步步酿成整个滇黔的动荡与不安。

“川—滇”茶马贸易受到影响,直接利益的损失,自然引起了相关部门的注意,时任西南巡抚使的张士逊获悉其情之后,便格外重视,亲自奏疏一道,向朝廷禀报。

但惯性这种东西同样存在于帝国中枢,朝廷一开始也没有太过重视,毕竟滇黔地区的骚乱,又何尝真正平息过,蛮乱而已,闹一闹,也就消停了。

当然对于杀掠汉民之事,是不能姑息的,再者也需要给张士逊面子,于是朝廷给滇黔二道衙司下达了一份措辞相对严厉的敦促令,要求二道严加约束整顿,还民治安。同时,又给二道土司们降了一道制书,要求他们配合大汉官府,维稳滇黔,迅速恢复地区安定。

这样的举措,若是发生在太宗朝,哪怕在康宗朝,效果都是立竿见影的,但是平心而论,到建隆时代,西南这些山高皇帝远的土司们,早就对朝廷失去了三十年前那般的敬畏乃至感恩之心。

因此,当朝廷制书下达时,响应的土司很少,或者他们似乎并不需要朝廷来干预,安稳过日子的依旧安稳,互相攻伐的依旧打得火热。

而地方官府与驻军,却不敢不把朝廷制令当回事,还是大举出动,重拳出击,取得了一定成效。但是,真心剿贼,一心维稳的,还真就不多。

相比之下,有些官府官军,却趁着这个机会大肆杀戮掠夺蛮民......矛盾被激化,更大混乱的到来,也就不出意外了。

察西南治安难定、蛮乱渐剧,朝廷也慢慢重视起来,对两道官府维稳不力,甚至渎职懈怠、阳奉阴违的行为,刘文济更觉愤怒。

于是,从建隆五年到八年,刘文济对滇黔二道从政治到军事进行了频繁的整饬,但是,这种整顿给西南军政带来了剧烈阵痛,也导致原本秩序的进一步失控。

最大的乱事,也就发生在建隆八年秋末,以“滇桂”交界最宁州教合三部(阿月、合资、王弄山)联合举旗反汉起始。

这场叛乱,起初获得云南道司重视的原因,只因为教合三部乃是获得朝廷册封的世袭土司,这种背叛与挑衅,可比一般蛮乱的性质要严重多了。

因此,在得知乱事发生后,最宁州的守军便迅速出击,意图剿灭乱事于萌芽,然后,竟然被三部叛军打了个全军覆没,最宁州由此失陷,乱事也由云南偏僻一小州,向更广泛的地区扩散。

与三十多年前的川蜀起义不同,当年虽然遍地烽烟,义军扎堆,但从头到尾都是以剑南叛军为主,有王小波、李顺这两个起义军领袖。

而发生在滇黔的叛乱,持续的时间更长,但并没有达成了一个联盟,没有形成统一指挥,似乎就是大伙都对汉人、对大汉朝廷的统治不满了,于是有人牵头反汉了,于是就跟着举起叛旗,或者从中浑水摸鱼,借着混乱扩张势力,在反汉的同时,相互之间依旧没有停止互戕吞并的行为......

但就是在这样一场堪称魔幻的“叛乱”中,叛乱的规模与范围却在整个建隆九年里都呈现扩大的趋势,到建隆十年初西南叛乱最盛时,滇黔二道,半数以上的地区都有土司或蛮部叛乱。

而作为叛乱策源地云南,几乎全部沦陷在叛军的烽火中,即便官军凭借着强大实力,始终保持着一个强势地位,但在处处烽火的局面下,在平乱事宜上,依旧显得被动。往往是一乱平,一乱又起,此起彼伏,治乱反复,官军也不免疲于奔命。

出现这样的局面,除了叛军充分发挥其“地头蛇”的属性之外,还因为,同样有诸多汉人豪强,也按捺不住,意图火中取栗。同时,许多饱受官府及土司压榨的下层汉、蛮民,也各自裹聚谋乱。

于是,至少在建隆九年,几乎整个云南道,乱成了一锅粥......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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