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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宗篇49 魔都的诞生


雍熙十年夏五月,上海。

        松江之畔,在一片让人耳目一新的砖木混合建筑群间,一座占地颇广的五层“汉楼”拔地而起,新氏的砖木混合结构,糅合着传统的雕饰风格,共同砌就了这样一座威严大气的楼厦。

        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间,大汉帝国方方面面都在发生变化,关乎到所有人衣食住行的土木建筑行业自然也不例外。其中最大的变化,大抵在于从传统木制建筑向砖木混合建筑风格的转变。

        当然,这样的变化,除了从外洋吹进来的风之外,更主要的原因,在于建筑材料上的大发展。全国各地,大大小小的砖厂、瓦窑,如雨后春笋般涌出,各种材质、各种造型的砖瓦被大汉的商人与工匠们研制而出,极大地丰富了基础建材内容。

        新理念与新材料的大发展,带来从设计到施工的整体变化,再加上朝廷在背后的鼓励支持,农村地区不敢说,但在城市之中,越来越多的新建筑开始采用兼具美观与实用的砖木混合结构,并且“含砖率”是越来越高。

        而这种新氏砖木建筑,也有新名称,有人称之为“洋楼”,而漂洋过海而来的外商则称之为“汉楼”,后者的流传度显然要高一些,也更容易为满腹自豪感的大汉官民所接受,就连“宣报”这样的官报上,时不时对砖木建筑的宣传中,都明确地提到诸如“汉楼”、“新楼”此类的字眼。

        而矗立在松江之畔的这座五层建筑,就是标标准准的汉楼,在建筑设计上也格外用心,格局大气,细节精致,突出一个堂皇威严,让人一眼就能看出,这是一栋“官楼”。

        从动工筑基开始,已经过去几个月的时间,落成的大楼,早已清晰地呈现在上海士民眼前,如今也只差最后一步了。

        这么一个向阳的好天气,一场揭幕仪式正在进行,场面相当隆重,不只是周遭州县主要官长亲自到场,在上海港经商谋生的大汉商民以及驻港使节、外商都云集于此。

        尤其是那些从事外贸、海贸的内外商人,更是面露喜悦,两眼放光,直勾勾地盯着正门前那道被红绸遮盖的牌坊,眼神中是几乎溢出的热切,恨不能亲手将之揭开。

        显然,能够引得整个上海都闻讯而动,绝不是简单的一座官楼的投用仪式,更重要的是背后的东西。

        一通敲锣打鼓,一场舞狮助兴,伴着一阵鞭炮齐鸣,随着红绸落下,这座汉楼终于露出最后的让人期待已久的庐山真面目:大汉海关江海税务司。

        这是一座海关大楼!

        随着江海关税务总监王钦若一番热情洋溢的发言,在热烈欢声中,大汉江海关大楼正式投入使用,也意味着大汉的对外贸易史,由此翻开了一页崭新的篇章。

        关于大汉海关制度问题,实则一直都有讨论,早在开宝年间,就已经有人提议了,只不过既得利益者太过强大与顽固,改革的声音被死死压制着罢了。

        然而,沿袭自大唐并在大汉帝国发展完善,并经历了几十年辉煌岁月的市舶制度,在大汉帝国主动走向海外,在世界风云变幻莫测的局势下,也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。旧制度的废除,紧接着诞生的是一套全新的海事、口岸及税收管理制度。

        相比于在大汉盛行了几十年的市舶司制度,在新海关体系下,官府不再亲自参与对外贸易买卖,而是全面放开,向“专业化”发展,朝廷设立专司,专注海事及税务管理工作。这样的变化,对于全国内外从事外贸,吃海贸这碗饭的商民来说,不啻于一道福音。

        在很长一段时间内,市舶司制下的对外贸易,都是受到官府强力管控的,商品的进出口,都需经过各地市舶司进行转手,而每一道转手,市舶司当然能从中捞一笔转手费,对内外商人来讲,这是正税之外的又一项成本。

        发展到几十年后的雍熙朝,随着大汉对外拓殖的不断深入,并且取得成果,海事贸易的规模仍在不断扩大,但几乎所有人都察觉到,市舶司的制度已经对对外贸易产生了阻滞作用。

        当然,那一套市舶制度,早在开宝后期就已经松动了,不断膨胀的外贸规模,直接冲破了市舶司的管理能力,而利益链条上的饕餮们,也想方设法地钻空子,避免被市舶司刮一刀,如此又导致走私、漏税等等问题。

        但即便问题重重,废除旧市舶司,建立新海关制度,依旧走过了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。其中,不只是依附于市舶制上那部分官商的拼命维护,最重要的还是大汉上层,准确得指财政司舍不得市舶司制下那丰厚的进项,垄断的生意从来都是最赚钱的,也最让人难以割舍。

        因此,面对里里外外的怨气,以及层出不穷的问题,过去的这些年,“市舶派”一边压制改革的声音,一边遇漏补漏、弥合问题。然而,这终究只是一种挣扎的表现,只是延缓了市舶司制走向崩溃的速度罢了。

        不管既得利益者如何死命维护,根本问题在于,旧的市舶制度无法满足日益壮大旺盛的海贸管理需求,这个根本矛盾不得到解决抑或缓解,新的问题只会越积越多,发展到影响外贸的程度,问题已然深重。

        改革是有必要的,在皇帝刘旸那里从来不是问题,只要有足够说服他的理由。但倘若只是国内的海商与外来的客商,即便他们喊破嗓子,只怕也很难真正动摇那根深蒂固的制度,毕竟既得利益集体太过强大,财政司的边上,还有少府。

        但是,当南洋的封国王们,不断向朝廷提出诉求,指出问题时,那影响就大了。对于旧市舶司制度,那些封国显然也是深恶痛绝,他们要发展,也离不开与大汉的贸易,而在过去十多年的贸易过程中,自然也深刻地体会到内外海商们被剥削的痛苦。

        作为封国,向朝廷提出诉求是习惯性的事情,作为大汉皇室后裔,世祖皇帝的子孙,他们又能直接上达天听

        于是,当各种改革的声音传入皇帝刘旸的耳朵,又经过多方的调查研究之后,对市舶司制度的改革,依旧开启了。这仍旧不是个快速的过程,前前后后拉扯了好几年,一直到雍熙九年冬,方才正式宣布定制。

        为满足对外贸易、口岸、税收、缉私等事务管理,进一步促进海贸发展,加强与封国、外国之间的联系,大汉出台了《海关管理条制》。

        在沿海地区,一共设立了五大海关,自南至北,分别为粤海关、闽海关、江海关、东海关、渤海关,各大海关设总监一职,从三品,海关下分设口岸,进行综合管理。海关直属于财政司,总监及下属各口岸关长由朝廷安排,并配备专门的海关部队进行检查、治安、缉私等活动

        新海关制度,或许并不是那么地完善,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或许还会爆出更多新的问题,但这种应时顺势的改革,却有其重要意义,这也是整个雍熙时代下积极向好求变的积极风貌的展现。

        而在当下,在雍熙十年夏季的上海,松江沿岸上,仅仅看那些围观江海关大楼揭幕仪式的内外商贾的欣喜表情,听到那震耳欲聋的掌声,就可知在此项改革上,是如何地得“民心”。

        雍熙十年的上海,比起之前,更加繁荣了,日新月异的变化依旧在持续,人口进一步增加,已然是座超三十万人的大都邑,吸引着江海所及之处所有客商的到来,至今仍看不到上限。

        当然,最大的变化在于,行政地位的提升,如今的上海,即便在的大汉帝国也能名正言顺地称之为“上海市”了,也是在雍熙九年,这片曾经不名一文的乡下小渔村,成为了大汉第一座“计划单列市”。

        此事的促成,得益于江南道布政使王玄真的大力推动,当初在就任之前,就曾接受过皇帝的面授机宜,到任之后,王玄真对上海、苏、秀二州之间的情况,又进行了一场深入彻底的了解。

        最终经过他上呈中枢,决议将上海这座因对外贸易而勃兴的港口城市单独列出,成为直属江南道司管理的“市”,而“市长”也成为大汉地方行政体系中的一个新职衔,直接定级三品。税收上则由中央与江南道共享,采取“二八分成”原则。

        至此,为松江、港口贸易之利,你争我夺,争得面红耳赤、头破血流的苏秀二州,最后啥也没落下。

        不只没抢到嘴里,原本护在盘子里的东西还得倒掏出来,经济实力+政治地位结合到一起的新上海,腰杆贼硬,毕竟有中央与道司背书。

        于是,在王玄真的支持下,又对上海市辖区进行了一番调整,基本上囊括了苏秀二州东部的整个松江下游地区,都成为了上海地界,曾经苏秀二州争执不下的东西,都被上海一口吞下。

        这样的结果,显然不是二州能够接受,最推动过程中,反对、抱怨之声,直达天听,但都没用。在中央权威正隆的情况下,你地方若是敢公然对抗,那是真要掉脑袋的,虽然皇帝刘旸一直在推动法治建设,但帝国的本治依旧是人治,连税改、吏改都能轰轰烈烈地推广开来,一个地方的建制区划,能够反抗的余地实在不多,也太无力。

        何况,还有王玄真代表的江南道司,以及上海牵扯到的一系列新利益群体,他对于“上海建市”显然也是持乐意见之的态度。

        于是,长江三角洲下游地区迎来了一个新格局,一颗面向大海、拥抱未来的东方明星城市冉冉升起。

        而这个过程中,最受伤的,毫无疑问是秀州,丢了“上海县”这个聚宝盆,几乎砍掉了一只胳膊,虽然还有棉纺这个拳头产业,但被阉割之后那淡淡悲伤始终萦绕在秀州官吏们的心头。

        相比之下,同样遭遇损失的苏州就要好过多了,比起秀州,苏州的家底显然要殷实得多,没了上海,它还有长江之利,境内还有太湖、阳城湖,还有常熟塘、至和塘、白茆浦、七鸦浦等水港可以利用,比起去争上海,似乎开发自身优越条件才是正途。

        而在江海关下属的各海关口岸中,苏州一地就占了三处,可见苏州的“强势”。

        不管出现了多少波折,也不论引发了多少利益的角逐,上海建市已是不争的事实。而这,对大汉的城市发展来说,也是一桩历史性的标志事件,这是一种全新的模式,涉及到一种全新的央地关系,没有参考可言,却在事实上代表着一种新时代下的发展潮流,在大汉城市发展史上也是值得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        从建市,到五大海关的设立,两者兼具的上海,自然也成为了大汉最独树一帜的城市,全国道州,只此一例。

        关于上海模式,朝中当然避免不了讨论,毕竟太新鲜了,而新鲜的事物也往往不那么容易被人接受,何况,还是在王玄真这么个“鹰犬”鼓捣出来的玩意儿。

        一日是鹰犬,终生是鹰犬,虽然已经表现出足够出色的行政管理能力,王玄真依旧不为政坛主流所接纳。当然,如今的王玄真,已经放弃了融入那干功臣勋贵与文人官僚的群体中去,只要受皇帝认可,做个雍熙干臣,足矣。

        五大海关,基本囊括了帝国本土所有沿海地区的外贸管理,设立之初,也曾有官员建议,都如上海一般,单独列市。

        但这件事,最终没能成行,上海特殊就特殊在,依托着已经足够富饶、开发程度足够高的长江三角洲地区,长江与运河所及的所有道州府县的商品资源都能汇聚此处,这是其他海关城市并不具备的条件。而单独建市,除了加强管理之外,本质上还是朝廷要更大程度地参与分利,朝廷多吃多占,地方自然是亏的。

        就拿闽海关所在的泉州来说吧,福建布政使周印铨就曾上表朝廷,说闽地百姓生计艰苦,唯有靠着海贸,方得勉强度日,福州与泉州乃是闽地发展的两条腿,失了任何一条,就得瘸着走路一番诉苦,实则就是福建道司,对泉州单独列市的抗拒。

        闽海关是朝廷播种,由福建道孵出来的一颗金鸡蛋,朝廷已经占大头了,若是连下蛋的母鸡也要拿走,那就太过分了。不是所有地方都是江南道,也不是所有布政使都叫王玄真。

        与泉州相类的,自然是广州府了,粤海关的驻地。毫无疑问,在过去的几十年间,广州已经逐渐发展成为大汉排名前列的大型城市,万国贸易港,至少在雍熙十年,其规模都数倍于上海。

        然而一个关键的问题在于,整个岭南地区,除了一个广州府,还能拿出哪个城市来?仔细盘算一阵,还真拿不出能打的。因此,广州府的存在,还起着成都府在西南地区的作用,需要援济周遭的穷兄弟,“带动后富”,为整个地区的稳定做贡献。

        至于北面的东海、渤海二关,则主要针对东北地区及高丽、日本二国,首先从规模上就有局限性,很多二国商人宁肯远航到上海贸易,另一方面,保守氛围也更浓厚,暂时也没有推行单独列市的必要。

        因此,至少在雍熙十年,上海成为了整个大汉帝国最特殊的城市,从建筑风格,到思想理念,从经商环境,到管理模式,都是开历史之先河,就是在大汉帝国,这座城市也越发魔幻炫丽,让人难以预测最终会走向何方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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