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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宗篇2 辅政时代


平康二年的大汉帝国,谁的权势最重,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。

        首先排除的就是皇帝刘文澎,本该是名正言顺地掌握帝国最高权力,然前有雍熙辅臣牢牢掌握政权,后有慕容太后一系列丧失人心的举措,而皇帝自身,则连太宗皇帝给留下了多少的家底都还没盘点清楚。

        主弱臣强的局面,在平康二年春的“移宫案”后,依旧持续着,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这种情况。“陛下暗弱”的印象,第一次真正进入了朝廷众臣僚们的心理,而“诸辅当国”的政治格局也成为现实。

        而要论权势,当然得从政事堂那干重中找,从开宝时期起,尚书令成为帝国事实上的首相,这一点早已成为了一种共识,即便在《汉会典》中并没有只言片语对“首相”一职的解释,但这种约定俗成的共识却已深入帝国上层人心。

        因此,作为尚书令的张齐贤,毫无疑问是帝国权势最重的人物之一。不过,比起这位三朝元老,更引人注目,或者说让人意外的,还得是中书令、鲁王刘暧。

        从世祖时期起,鲁王就不是一个多么出众的人,才干、功德都被他那些如龙如虎的兄弟们的光芒所笼罩,即便是名声,也都不如刘晖、刘曙这样麻烦缠身、“烂事”一堆的皇子。

        低调是其作风,平庸是他带给人最深的印象,即便开宝末期晋位“皇室宰臣”,那也是走了“狗屎运”,吴公刘晖因“裁撤皇城司议”触怒世祖被罢黜相权,燕公刘昭又谦怀本分、退居不从,方才让世祖把目光注意到这个八儿子。

        一定程度上可以说,鲁王刘暧能够从开宝末期开始活跃于大汉政坛,近似一种偶然与巧合,权位与名望,几乎就是从天上掉到他头上的。

        而在前后近二十年的时间里,你也很难找出他有多么出众的建树与作为,即便被太宗皇帝封王、晋位中书令,在公卿百官的眼中,他依旧是那个平庸寻常的“八皇子”,他立足于政事堂的资本,在帝国权力中枢扮演的角色,只源于他的身份,只因为世祖皇帝定下的体制需要有这样一个身份的角色居朝堂.

        对于这样的角色定位,不管鲁王刘暧心里是作何感想,但他分寸却把握得十分到位,并且,由此度过了整个雍熙时代,临了太宗还把他放到辅臣的位列中。

        从这个角度来讲,鲁王刘暧又岂是表面的“愚鲁”与“平庸”就能解释的?

        而真正展现其本色风采,让宗亲勋贵、群臣百官看到刘暧一丝真容,恰恰是“移宫案”后的秉政时期。

        通过“移宫”行动,刘暧与张齐贤等一众雍熙辅臣,算是达成了一个政治同盟,这个同盟未必牢固,也难谈能持续多久,但至少在把慕容太后及慕容氏外戚压制之后,把控着大汉帝国的前进,维持着朝廷的秩序。

        秩序之江山社稷、国计民生的重要性是不需赘言了,这就是这个政治同盟的积极意义,这也奠定了整个平康二年大汉帝国的政治格局。

        而在这个格局中,最突出的就是鲁王刘暧以及尚书令张齐贤,双方甚至有一个明确的分工,张齐贤总理国政,就同太宗皇帝在时一般,负责军国大事的具体处置执行,只不过,比起当初获得了更多的议政、决策以及拍板权,当然,效率变低是必然的,因为众辅臣也不可能齐心一致,内部总有拉扯。

        而鲁王刘暧的作用,则在于偕同众臣,协调内外廷关系,以及处置诸国、诸族、诸王诸事宜,核心就在一点,他是世祖之子,太宗钦点的辅臣,是代表皇室参与到国家事务,保证帝国政权的稳定,社稷的安全。

        再这样的背景下,鲁王刘暧的身上,也渐渐具备了一定的大义与正统。他的权力与威望在不断提升,与之相对应,是麻烦与压力也在不断积累。

        “摄政王”绝不是一个容易做的位置,说坐在火炉子上烤也不为过,一个不注意,甚至就是身死族灭,而无葬身之地的下场。

        于鲁王刘暧而言,上有天子刘文澎,皇帝年纪是轻,但并不是一个毫不知事的幼主,任何一种莽撞过激的举措,都能给刘暧带去巨大的冲击与麻烦。

        与此同时,在与雍熙辅臣的合作,也随时有破灭的可能。他们这些太宗老臣,此前能忌惮赵王刘昉,配合着慕容太后将他逼退,当鲁王的权威真正树立起来之后,同样也不可能无动于衷。

        与此同时,朝廷内外,对鲁王与雍熙辅臣把持朝政,权不归于天子的情况,不满的情绪乃至声音也是层出不穷。

        当今天子,乃是正统皇帝,太宗留辅臣,是为从旁辅弼,而非让鲁王一干人等代行皇权。

        如果说慕容皇太后那一番粗糙、急躁的操作,只是让人心中不满的话,那么“移宫案”后,对于雍熙众辅臣的指责与攻讦就摆到明面上了,因为不管怎么说,那都有“犯上”的嫌疑,即便有“杜绝后宫干政”这么一条理由,但法理性终究不强。

        慕容太后,终究没有做到天怒人怨的地步。平心而论,“移宫案”的发生,除了阻止慕容太后进一步折腾大汉中枢之外,对于偌大帝国而言,是没有更多好处的。

        这件事,事实上削弱朝廷中央的绝对权威,彻底暴露了年轻天子对帝国把控的无能,这是具备重大政治风险的事情,给帝国的运转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。

        那些级别不够、接触不到的阶层就不说了,但至少京畿权贵、地方高官,封疆大吏乃至那些封国王们,对此,不说洞若观火,但至少能有些看法的。

        当然了,以帝国强盛了半个多世纪的中央权威,以及那套依旧稳定运转的国家体制,还不至于让这些人等对朝廷、对中央失去敬畏。

        但是,对于“主弱臣强”,以及“辅臣当政”的局面,却是发自内心的不满。

        他们未必对天子刘文澎有多忠诚信服,但事实就是,他们能接受一个少年天子指点江山,对他们发号施令,却很难容忍有人“代天”行权。

        天子的权力,有法理的解释,道统的维护,那是世祖、太宗两代先帝赋予的,年轻也不是那干辅臣恃权傲上、代行国政的理由。而仅仅依靠一道“太宗遗诏”,一个“辅臣身份”,显然无法解释他们辅政以来的所有行为,可以攻讦的地方很多。

        而这种不满,显然也不可能仅仅出于对皇帝的忠诚,对法统的维护,其中必然会夹杂着一些权力与利益之争。而一旦涉及到这些,那么矛盾、冲突、斗争都是无法规避的。

        可想而知,在太后移宫之后,大汉帝国内部的争斗并没有停下,反而是此起彼伏,愈演愈烈。“还政天子”的呼声,也从年头喊到年尾,从春夏喊到秋冬。

        但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,以“刘暧-张齐贤”为核心的辅臣集团,依旧牢牢地把持着大汉帝国这艘船平稳向前航行。

        这段旅途,当然不可能风平浪静,甚至波澜起伏,挑战迭出。遇到问题,解决问题,问题解决不了,就解决制造问题的人。

        当然,能够让他们如此把持朝政,也主要源于两方面的原因。一则是皇帝刘文澎相对克制,慕容太后的事给了他相当大的压力与教训,即便心怀诸多不满,也只能暂时忍时待机。

        同时,在群情相逼之下,“辅臣集团”还是还了一部分权柄与皇帝,政事堂处置的国事都要上呈皇帝批阅,一些事务甚至也能让皇帝决定。

        只不过一些牵涉重大的问题,皇帝还是没有拍板权就是了。但有这么一层妥协在,就还能得一夕之安宁,刘暧等人,也终究不敢真正的、彻底地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,那是要遭群起围攻的。

        至于另外一方面的原因,则在于“辅臣集团”毕竟没有明目张胆地犯上作乱,欺君僭越,又有太宗遗照的背书。同时,他们掌握的实权,通过体制运转建立的威势,足够牢牢地压制住内外的异声,那些反对者,即便不乏影响重大者,但在形成合力以前,是很难动摇“刘张”辅政集团的。

        同样的,这样一套“辅政模式”,也注定难以长久。首先还是辅臣集团内部的问题,辅臣之间,贵庶之间,以及刘暧与众臣之间,都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矛盾,有些矛盾甚至是不可调合的。

        其二则在于,反对者们之所以难以对刘暧等人造成真正的威胁,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无法形成合力,而在大汉帝国内部,真正能够整合起众人,挑战乃至推翻辅臣当政格局的,有且只有一个人:天子刘文澎。

        对于这一点,认知得不清楚的人,只能做一些无用的攻讦与呻吟,认知清楚的人,也有两种选择。少部分采取行动,上奏也好,密谏也罢,总之表忠心的同时,也希望能够让皇帝“觉醒”。

        而大部分,却选择了保守地等待,这还是皇帝带来的影响,终究是当今天子,从继位开始,就没有一个让人信服的表现。

        但就是这样的情势,带给刘暧等辅臣的压力仍是巨大的,他们并不能隔绝皇帝对外的交流通道,左一个皇城司,右一个武德司,即便有一些限制措施,但其深浅,外人谁也不清楚。

        即便当今天子是个“暗弱”之主,真到关键时刻,二司仍旧只可能站在皇帝一边,毕竟是皇权的爪牙,从来都没有取错的外号。

        辅臣当政,最大的法理来自太宗遗命,他们所拥有的权威,更多来自于帝国那套延续了六十年的国家管理体制。

        然而,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在于,这套由世祖皇帝注入灵魂的国家社会运转体制,即便经过太宗的改革完善,其本质依旧是围绕着皇权,以皇帝为中心展开的。

        能够最大程度发挥这套体制威力的,只可能是皇帝。皇帝暗弱时,辅臣尚能攫取一部分权柄,而一旦皇权觉醒反弹,其发挥的第一道威力,劈向的也很可能正是这些“辅政柱国”。

        当然了,天子刘文澎能否觉醒,能掌握几成本属于他的权力,能发挥出多少帝国体制的威力,又如何发挥,向何处发挥,这些仍是未知数。

        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,由鲁王刘暧、尚书令张齐贤主导的大汉辅政格局,不会持续太久,也很难持续太久。

        自世祖、太宗二帝时起养成的帝国性格就不是这样的,帝国可以有权臣,但必须是皇权下的权臣,这一点,可没那么容易改变,至少不可能出现在“后雍熙时代”。

        在世祖登基之初的乾祐早期,倒也勉强出现过类似的局面,只是太过短暂,一干辅臣被世祖迅速收拾得服服帖帖。

        如今,或许只是历史的重演,只不过,同一场戏,不同的主角,不同的能力,不同的局势,导致的过程与结果,也难免会出现差异。

        事实上,在大汉出现“辅臣当国”的情况,本身就很矛盾,说到底还是一个“少年”天子的锅,然而,若无“嫡长制”这根天柱的支撑,朝局或许又是另外一番光景,并且未必就比进入平康时代以来消停多少。

        自古以来,权力传承交接时期,总是麻烦最多、问题最重的时候,而大汉帝国的情势,又远比历代统一帝国同时期的情况要复杂得多,即便十多年前已然经过了太宗皇帝嗣位的洗礼,在这方面,依旧不算成熟了,至少“少年天子”对于统一的帝国来说一个全新的需要摸索的新模式。

        便是早早给“刘张辅国”断定了一个没有多少未来可言的结局,但不可否认的是,至少在平康二年,正式开启了一段辅政时期的鲁王刘暧,达到了他人生的巅峰。

        平庸了五十多年的鲁王刘暧,只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告诉所有人,他并不平庸。

        偌大的帝国,那么多如狼似虎的权贵与官僚,那么多错综复杂的关系,那么多是非与冲突,却能被居中协调度过一段平稳的时光,这样的人,岂能是庸才。

        愚其外,而内秀于心,或许才是对鲁王刘暧更合适的评价。

        而若是把目光放长远一些,从更宽、更高的视角,从更长的时间线,从历史发展、王朝兴衰,再来看这段“辅政时代”,却又具备一定研究价值与意义。

        至少证明了,在皇帝少干预朝政的条件下,国家依旧能够保持稳定,各项机能依旧能够平稳地运转。

        当然了,这个结论,只能在既定历史条件与特殊历史时期下得出,并且附加约束较多,对制度、意识与人的要求太高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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