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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95章 静默


  几乎是数着时间过日子,开宝二十二年,到来了。

  过去的两年,毫无疑问,是大汉进入开宝时代之后,最风波迭起,也最乱象纷呈的两年。

  大案,政潮,党争,战争,叛乱……形形色色,纷纷扰扰,此起彼伏,络绎不绝,就是波澜壮阔的开宝北伐,也没有如此“精彩纷呈”,让人眼花缭乱。

  这几乎是大汉建立三十余年来所积攒弊病的一次大爆发,一次彻底的释放,也是几十年治理下一些深彻矛盾的缩影。

  当然,对于大汉而言,这只是巨人身上出现的一点小瘙痒,只是这辉煌时代下发生的一点小插曲,一点小调剂。帝国大势已成,或许波折,或有小势的变动,但大势难改。

  一整个冬季的过去,使得大汉百姓对西北叛乱的关注度直线下降,即便是最好议政的东京士民,也被一些更为新鲜、更为有趣的事物所吸引,就是那些带有宣传性质的说书人,反复斥骂叛贼,歌颂朝廷,也觉乏味了。

  甚至于,曾经一度甚嚣尘上的关内,都有些沉寂下来了,在朝廷堪称严酷的封锁政策下,三个月的时间,彻底在榆林外围构造了一条牢固的封锁线,把叛军牢牢地关在榆林境内。

  冬初之时,尚能从榆林传出一些消息,不论是真相还是流言,总有一些动静能够为人所知。关内道,尤其是靠近榆林的北部地区,也是多有纷扰,人心不稳,状况凭出,当然在一干“觉醒”的官僚以及武德司的弹压下,迅速恢复平静。

  整个冬季,在朝廷的全力支持下,赵王刘昉在榆林周边调兵遣将,而沿榆林周边的那些对外通道,都被严格封锁,各关隘堡垒,增兵增粮,严防死守,甚至于,除了几条主要的后勤补给通道,其余道路,全部锁死,即便一些山野小径,也不放过,通过大量火药,将路径销毁,伴随着此起彼伏的爆炸声,榆林对外(主要是对关内)通道,尽数隔断。

  至于黄河沿线,各个渡口,也都屯有戍卒,更有数千骑兵,来回巡弋,夸张点的描述,一只冬鸟都难以逾越。

  当然,想要做到彻底的封锁,也不太现实,但是,成规模的叛军外蹿,是被切实限制住了。叛乱之初,叛军尚能遣派贼属,行流寇事,将混乱扩散蔓延,这些人,也是刘昉第一步的消灭目标,并迅速取得成效。而在榆林封锁线落实之后,叛军流蹿裹乱西北的可能性就被压制到最低了。

  或许有小股的叛贼,阴潜南下,然而且不提这其中的困难,即便让他们成功偷渡了,如何在关内展开行动,搅起叛乱,也再不容易。

  整个关内道,都按级别进行戒严,尤其是靠近榆林的环、庆、金、延四州,戒严力度,几与军管相类,执行力度,更是空前。

  所有民间活动,都被压制,禁止民间的人口流动,所有农牧渔民,除了受官府征召,有开具的文书凭证者之外,都只能安居乡里,村里联保互督,就是新年,都不准走亲访友。

  而对任何外来者抑或行踪有异者,举报有奖,官府的差役更是时时巡逻检查,不合规矩者,即行批捕,若是被甄别判定有乱贼之嫌,那就只有吃牢饭,甚至于吃牢饭都是幸运,被投入刑徒营乃至被杀头,都一点不稀奇,乱世重典的情形,再度出现在西北。

  效果自然是显著的,虽然避免不了无辜者被牵连,但若把官府的禁令当真,老老实实地待着,自然不会有事。同时,也着实让各地官府,查出了一些混迹民间的乱贼,抓起来向朝廷请功。

  尤其是那些南逃的难民,鱼龙混杂,果然混入了不少叛贼,这些地方官僚的顾虑,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。在赵王乃至朝廷的强压下,他们不得不接过扶危济难的差事,一个冬季的时间,自环庆至金延,前前后后接收了四万多的难民,其中抓了上千人......

  在开宝二十一年后半个冬季,整个关内呈现出一种肃静的状态,民间的流动与活动,大为减少,除了长安以及各州城,甚至不容许商贾轻易通行,即便能,也需要有官府开具的印有道司关防的通商凭证。

  过去那种,商旅如织,人流如潮的情况,不复存在,通行于各官道上的商旅驼队,要么是军队运输的车队,就是有背景,有靠山的豪商大贾。

  为了配合榆林剿贼的大局,西北各地官府不得不出台政策,限商限行,控制人员流动,以保证治安,维持稳定,一刀切的做法,也往往省事易做。

  不过,这么多年了,大汉的体制早已完善,在城市的管理上,也日趋成熟,因此,倒也不是完全不知变通。

  通商证,就是如此时局之下的一个变通手段。大汉的这些城市,毫无疑问,基本都属于消费型城市,都需要海量农村资源的供应,即便是处于市镇中的那些作坊、工场,其原材料供应,也需要从外部采购。而在其中起主要流通作用的,就是那些奔走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大商小贩。

  因此,从头至尾,官府出台政策,都只有限商,而非禁商。冬季,乃是各项民生资源消耗最严重的时节,这种情况下,如果不能保证市镇内正常的生产生活,那也是会出乱子的,倘是那样,反而本末倒置,与维稳的初衷相悖。

  榆林的叛乱,显而易见,给关内乃至整个西北官民的生计造成了严重影响,时局如此,在官府的禁制下,更有不少商户破产,尤其是那些抗风险能力较差的小商小贩。

  即便稳定性最强的农村,也受到波及,为了配合榆林的剿匪,官府的劳役、兵役征召令,是大把地撒向广大乡野。

  同时,也促发了一股还乡潮,很多在城市镇甸中混不下去的人,找不到其他出路,基本都选择先回乡窝着,等待解禁的一日。

  危险与机遇,从来是相伴的,此事亦然。在几乎遍及整个关内道的大管制之中,同时也避免不了权钱交易,也催生出了一场财富狂潮。

  普通的商贾,看到的只是官府限制,生意没法做,日子没法过,但对于那些少数大商,却是难得的机遇。聪明的有实力的人,在面临规则乃至禁令之时,想的却是如何借着这个机会牟利。

  城市的需求始终存在,即便是官府也不能禁绝,有这道口子在,那些从事运输贸易的商贾,自然得到了一个巨大的商机,竞争者直线下降,他们却可以籍此张开饕餮巨口,尽情地收割财富。

  一张通商证,在可以转让的前两个月,甚至被炒到万贯一张,像长安、凤翔这样的大城,不投入个数万贯,根本拿不到。还是道府察觉这其中的乱象之后,方才打了个补丁,禁止通商证的转让,以实名实商注册。

  即便如此,关内道御史察觉到其中的问题,也向朝廷奏报此事,言关内禁策过于扩大化,以致奸商作祟,大发国难财,关内物价飞涨,民生不安,希望朝廷及时拨乱反正。

  至少,在一些有识之士眼中,即便要行限禁之策,也不必全道施行,像关内南部,远离榆林,就实无不要。至于陇右、河西部分地区,就更是凑热闹了。

  不过,这样的提议,经过政事堂一番讨论之后,采取了默认态度。道理是那般,出现的乱象也是事实,只是凡事有利有弊,倘若真因地而论,那对关内诸官府的组织与执行能力,又将是一道巨大的考验。

  一刀切或许会产生弊端,但不这样做,新的问题乱象也就随之产生,就目前来看,已经有一些关内道之外的商贾,削尖了脑袋想要参与进关内这个难得的财富狂潮,这世上,绝不缺冒险投机者。

  不过,御史的进谏,也不是没有任何效果,至少太子刘旸在得知关内的情况之后,对于那些乱象,就十分不满,只是为顾全大局,不得不暂时忍耐。

  西北问题频发,始终肃而不清,不只是刘皇帝,就是向以宽仁著称的刘旸,也失望至极,有些无法忍受了。

  针对于此,又督促吏部,对西北吏治,拿出一套更进一步的整治条制来。而对那些借机谋利的商贾,也要做好秋后算账的准备,赵匡义就很贴心地提出,那些官商勾结、权钱交易、囤积居奇乃至偷税漏税,可都是堂堂正正的理由,完全可以利用,不必急于一时。

  喜欢牟取暴利的人,总有个上限,鱼肉百姓者,也往往是权力下的鱼肉,在割韭菜之事上,朝廷干得也不是一次两次了,早已得心应手。如此,方才稍稍消解了太子刘旸心中的不满。

  而不论封锁榆林的政策,有多少过激之处,又造成了怎样的后遗症,但在平叛事宜上,却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。

  待进入开宝二十二年之后,榆林道就仿佛从大汉消失了一般,除了宣慰司偶尔而发布一些官报消息之外,再无其他内容,好似被遗忘了一样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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