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南都到北桥县，高铁四小时，再换乘长途汽车在山路上颠簸两个半小时。

    李民坐在靠窗的位置，膝盖上搁着一只半旧的黑色双肩包。包里没有多少行李，几件换洗衣服、一摞在杨平教授指导下整理的学习笔记，笔记很重，他舍不得托运，一路抱在怀里。

    公路沿着山势盘旋，一个弯接一个弯。李民熟悉这条路，他在这条路上走了十年。

    同车的旅客大多在打瞌睡，只有几个带着孩子的年轻母亲还在轻声哄着怀里的婴儿。车厢里飘着泡面和橘子混杂的气味。李民把车窗推开一条缝，外面的风灌进来，带着泥土的气息。

    这是他熟悉的味道。

    他闭上眼睛，脑海中却浮现出另一个画面。

    三博研究所的示教室，杨平教授站在白板前，亲自给他授课，用的教材是平教授亲自为他编写的，他从未想过自己会有这种待遇，一个世界顶尖医学家手把手教他。

    随后，在三博医院进修的点点滴滴在他脑海里播放，科室的师兄们对他的照顾，轮科时各位主任亲自带教，每次病例讨论时杨教授鼓励他也发言……

    车子猛然颠簸了一下，将他从回忆中唤醒。

    售票员探过头来：“官渡的，前面路口下不下？”

    “下，下！”李民连忙起身，把双肩包背上。

    公路边就是官渡镇的路口，往前再走两百米，是镇上唯一的主街。李民下车后没有立刻往卫生院的方向走，而是站在路边，怔怔地看着远处。

    那里，在镇子东边原本是一片荒地，现在矗立着一座崭新的、白色的八层建筑。外墙是浅灰色的真石漆，在周围灰扑扑的民房映衬下，显出一种近乎突兀的明亮。建筑顶端正中央，是四个暗红色的字：官渡医院。

    李民的喉头动了一下。

    他在三博的新闻推送里见过这座大楼的效果图，也收到过程力全董事长亲自发来的落成典礼邀请函。但亲眼看到，还是完全不一样的震撼。它太大了，太新了，太不像他记忆中那个墙皮斑驳、走廊昏暗、只有一台老旧X光机还经常出故障的官渡镇卫生院。

    他站在那里看了很久，才抬步往卫生院的方向走去，不，应该说是往“新医院”的方向。

    老卫生院还在原址。他从那条走了十年的巷子拐进去，远远就看见那扇掉了漆的绿色铁门虚掩着，门卫室的老王正蹲在门口晒太阳。

    “老王。”李民喊了一声。

    老王抬起头，眯着眼睛辨认了两秒，猛地站起来：“李医生！李医生回来了！”

    他的声音很大，惊飞了墙头晒太阳的几只麻雀。紧接着，门诊楼里传来一阵嘈杂，有人跑动的脚步声，有东西掉在地上的脆响，然后老院长从二楼办公室冲了出来。

    李民从来没有见过七十一岁的老院长跑得这么快。他扶着楼梯扶手，几乎是三步并作两步地冲下来，身上的白大褂被风带起来，像一面半旧的旗帜。

    “院长……”李民迎上去。

    老院长在他面前站定，气喘吁吁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他只是死死地盯着李民的脸，盯了很久。那双浑浊的老眼里有什么东西在一点点地涌上来，又被他拼命地忍回去。

    然后，老院长伸出那双布满老年斑、因长年握手术刀而轻微变形的手，一把握住了李民的手。

    他没有说话。

    李民也没有说话。

    走廊里围了一圈人——内科的张医生、妇产科的王护士长、药房的刘姐、还有几个刚毕业分配来的年轻面孔。所有人都安静地看着这一幕。

    一滴眼泪从老院长的眼角滑下来。

    他没有擦，只是任由它沿着脸上深刻的皱纹，慢慢地流到嘴角。

    “好！”老院长终于开口，声音沙哑，“好！回来了就好。”

    他又重复了一遍，像在确认什么：“回来了！”

    李民的眼眶也红了，他知道老院长说的不只是“李民回来了”。

    老院长说的是：终于有一个，回来了。

    北桥县官渡镇，南都省最偏远的乡镇之一。从县城开车过来要两个半小时，其中有四十分钟是完全没有护栏的盘山公路，雨季经常塌方。镇上没有火车站，没有高速出口，最近的公交站点在三十二公里外的邻镇。

    官渡镇卫生院，就坐落在这样一条公路的末端。

    李民来的那年二十一岁，老院长那年六十一岁，已经过了退休的年纪，却因为没有接班人，硬是拖着没退。他见到李民的第一面，说的第一句话是：“委屈你了！”

    李民说：“不委屈！”

    他在镇卫生院一待就是十年。十年里，他送走了八位来卫生院工作的年轻医生，七位辞职去了城里，一位考上了研究生再也没有回来。十年里，老院长的头发从花白变成全白，背也从挺直变得佝偻。

    五年前，老院长做了一个决定。他把当时院里仅有的三名年轻骨干，内科的李明慧、外科的王志强、妇产科的陈瑶分批送去进修。有人反对，老院长只说了一句话：“留不住人，不是年轻人的错，是我们这里留不住人。”

    李明慧进修结束，家里帮忙找了县城的医生。王志强进修后去了私立医院。陈瑶倒是回来了，待了不到一年，实在受不了丈夫的长期异地分居，也辞职去了省城一家卫生所。

    老院长什么都没说，只是从那以后，他再也没有提过送人进修的事。

    李民是第四个。

    临走那天，老院长说：“去吧，学好了就回来。”

    李民说：“我会回来的。”

    那天晚上，李民在高铁上收到老院长发来的短信，只有六个字：

    “我信你，你要回。”

    李民把这六个字看了很多遍，一直存着。

    此刻，老院长就站在他面前，眼泪流了满脸。

    旁边的张医生轻声说：“院长，李医生刚下火车，累得很，先让他进去坐坐吧。”

    老院长如梦初醒，连连点头：“对对对，坐，坐。”他拉着李民的手，一直把他拽进办公室，按在那把坐了三十二年的旧藤椅上，又手忙脚乱地要去倒水。

    李民拦住他：“院长，您别忙，我不渴。”

    老院长不听，固执地拿起那个印着“先进工作者”字样的搪瓷杯，抖着手从热水瓶里倒出一杯白开水，双手捧着递到李民面前。

    李民接过杯子，水很烫，透过杯壁烫着他的手心，他没放手。

    “院里……现在怎么样？”李民问。

    老院长在他对面坐下，叹了口气：“还是老样子。门诊量每天四五十个，住院的七八个。老张他们顶着，也辛苦。”他顿了顿，像是下了很大决心，才说，“新医院那边……你都看到了？”

    李民点头：“看到了，很漂亮，很大。”

    “漂亮，大，”老院长说，“可我不敢搬。”

    李民愣住了。

    老院长的目光望向窗外，望向远处那栋崭新的白色大楼。夕阳正好落在它的玻璃幕墙上，折射出金灿灿的光。

    “我做梦都想搬进去，”老院长说，“可我不敢，新医院比现在大几倍，设备是全省乡镇卫生院最先进的，还有两间百级层流手术室。你知道层流手术室是什么概念吗？咱们县医院都没有。”

    他的声音低下去，像在自言自语：“可是医生呢？护士呢？谁来用那些设备？谁来站那手术台？”

    李民没有说话。

    老院长转过头来，看着他，那双浑浊的老眼里，除了眼泪，还有一种李民从未见过的、近乎脆弱的期盼。

    “现在你回来就好了，真好。”老院长开心地说，“你跟着杨教授学到东西了？”

    “学到了。”李民说。

    “够不够用？”

    “应该够！”

    周围的医生护士投来羡慕的目光，一个乡镇医院的医生去省级医院进修都可能性不大，更别说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教授亲自带教。

    李民想了想，将自己的学习经历讲给老院长听。

    老院长听得很认真，不时点头，偶尔问一两句。

    老院长站起身，走到窗边。他的背影被落日的光勾勒成一幅剪影，瘦小，佝偻，却依然挺立。

    “新医院的捐赠仪式，程董事长和黄总他们都来了。”他背对着李民说，“杨教授没来，他让李国栋医生代他来的。李国栋医生说，杨教授有句话要带给你。”

    李民抬起头。

    老院长转过身来，看着他。

    “杨教授说：李医生回来后，不是一个人在战斗，三博研究是他永远的后盾。”

    老院长的声音在颤抖，但不是因为悲伤。

    “李民，”他说，“我们不是被遗忘的角落了。”

    那天晚上，李民没有回宿舍，而是在老院长的办公室里坐了很久，他把那本A4纸打印出来的教材打开。

    窗外，官渡镇的夜很静，没有城市的霓虹和车流，只有偶尔几声犬吠和风吹过树林的声音。

    他想起三博研究所那些灯火通明的夜晚，想起示教室里讨论病例的身影，想起手术室里那一张张只露出眼睛的，想起食堂里那些端着餐盘还在争论学术问题的年轻面孔。那是世界医学最前沿的阵地，每一个在这里工作的人，都在参与改变人类对抗疾病的版图。

    而他即将回到的地方，是这个版图最边缘、最不起眼的一个坐标点。这里没有基因测序仪，没有数字化手术导航系统。这里只有老院长那双手，只有他自己这双手，只有那一排排等着看病、等着取药、等着有人告诉他们“这个病能治”的乡亲。

    这不是落差，这是使命。

    第二天清晨，李民起得很早。他换上洗干净的白大褂，对着宿舍里那面斑驳的镜子仔细扣好每一粒扣子。

    门诊大厅里渐渐有了人声。挂号窗口前排起队，导诊台的小姑娘穿着崭新的制服，有点紧张地给第一位患者指引科室。保洁阿姨推着清洁车从走廊经过，车轮在地面上发出轻微的沙沙声。

    李民深吸一口气，走向院长办公室。

    老院长已经在那里了，他今天换了一件崭新的白大褂，头发也梳得一丝不苟。见李民进来，他站起身，挺直了腰板。

    “李民同志，”他的声音严肃而郑重，“北桥县官渡镇卫生院党支部书记、院长李长庚，代表全镇三万余居民，欢迎你回到官渡医院工作。”

    李民立正，微微颔首。

    “医生李民，向院长报到。”

    老院长看着他，嘴唇动了动，似乎还想说些什么。但最终，他只是点了点头。

    “好。”他说，“我们开始吧。”

    上午八点，官渡医院迎来了新院落成后的第一批门诊病人。

    第一位病人是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，由儿子搀扶着走进来。她颤巍巍地在李民对面坐下，把那张旧农保卡放在桌上，操着浓重的方言说：

    “李医生，听说你回来了，我特意从青石村赶来的。”

    李民认出她了。周桂英，七十六岁，慢性心衰合并肾功能不全，在他这里看了八年的病。

    他没有急着开药，他问了她的饮食，问了她的睡眠，问了她的情绪。老太太絮絮叨叨地说着，儿子在旁边不耐烦地催促，说还要赶回工地。

    李民听完，在处方笺上写了几行字，又划掉，重新写。

    老太太的儿子探过头来：“李医生，开的是什么药？贵不贵？”

    李民把处方笺递给他：“不贵，医保能报销很多，先去一楼药房拿药，吃完一周再来复诊。”

    处方笺上只有两种药，一种利尿剂，减了三分之一剂量；一种改善代谢的辅助用药，很便宜。

    还有一行字，是给药剂师看的：

    “患者常年自制腌菜，嘱每日食盐摄入控制在5克以下，建议家属协助监督。”

    老太太不识字，但她信任李民，她把处方小心地叠好，塞进贴身的口袋里。

    “老人家，你要少吃点盐，不要吃咸菜，平时的菜要淡一点。”李民说完又叮嘱他儿子。

    他儿子点点头，拉着老太太去取药。

    “李医生，”她又回头，“你这次回来，不走了吧？”

    “不走了。”他说。

    老太太笑得露出一口缺了牙的牙龈。

    “那就好，那就好。”

    她慢慢走出诊室，儿子跟在后面，还在絮絮叨叨地抱怨。

    李民翻开病历本，写下官渡医院新院区的第一份门诊记录。

    窗外，远处的盘山公路上，一辆农用车正突突地爬坡，车斗里坐着几个去县城赶集的乡亲。

    太阳越过山头，将整座崭新的白色建筑镀上一层温暖的金色。

    这是普通的一天，这是全新的一天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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