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李的咳嗽声变了一个调子。

阿黄听不出来那到底是什么调子，但它知道不一样了。以前的咳嗽是喉咙里的，咳完了老李还会骂一句“娘的”，然后继续干活。现在的咳嗽是从更深的地方掏出来的，像是胸腔里藏着一口破风箱，每拉一下都带着嘶嘶的漏气声。老李咳完了也不再骂人了，只是靠在藤椅上，闭着眼睛，胸口起伏得像护城河秋天的水面——一起一落，起的时候很费劲，落的时候又太轻。

阿黄蹲在藤椅旁边，把脑袋搁在老李的膝盖上。老李的手搭在它头顶，手指凉凉的，不像夏天那样热乎乎的冒着汗。他轻轻地挠着阿黄的耳根，挠了两下就停了，手从阿黄头上滑下来，垂在藤椅扶手外面。

阿黄舔了舔那根垂下来的手指。

手指动了动，又抬起来，重新放在它头上。

“没事。”老李说，眼睛还是闭着的，“就是有点累。”

阿黄不懂“累”是什么意思，但它知道这两个字的音调很低，低到像是从喉咙深处直接掉出来的，连嘴唇都没怎么动。老李以前说“没事”的时候，声音是往上的，带着一股子不在乎的劲儿，后边通常还会跟着一句“你个小东西懂什么”。现在这个“没事”太轻了，轻得像是在说服自己。

它把脑袋往老李的膝盖上又压了压，把整个身体的重量都靠在他的腿上。这是它从夏天开始养成的新习惯——以前它趴在藤椅旁边，只是挨着老李的脚，最多把下巴搭在他的鞋面上。但现在不一样了。现在它要用更多的身体贴着老李，要确认他的温度、他的呼吸、他衣服下面那颗咚咚跳的心脏。

老李的手指又在它耳朵后面挠了两下，然后彻底停了。

阿黄抬起头，看见老李歪在藤椅上睡着了。他的嘴微微张着，呼吸从嘴里出来的时候带着一丝极细的哨音。窗外的天已经暗下来了，街上的路灯亮了一盏，光照在老李脸上，把他鬓角的白发照得发亮，像是秋霜落在枯草上。

护城河边的梧桐树开始掉叶子了。

阿黄记得去年落叶的时候，老李还带着它去河边扫落叶。老李拿着那把掉了三根竹条的大扫帚，它跟在后面跑，踩在落叶堆上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。每踩一下，老李就回头看它一眼，嘴角弯弯的，说：“你倒是玩得欢，老子腰都快断了。”

今年老李没有去扫落叶。扫帚还搁在门后面，已经积了一层薄薄的灰。

他把棉袄翻出来穿上了。那是去年冬天穿的棉袄，袖口磨得发亮，左边口袋上有个被烟头烫出来的小洞。阿黄认得这件棉袄——穿上这件棉袄就意味着天冷了，要下雪了，老李会在屋里生炉子，它会趴在炉子旁边，把下巴搁在热乎乎的地砖上，听老李讲他年轻时候的事。

但今年老李穿上棉袄的时候，树上的叶子还没掉光。

有一天，隔壁的王婶来了。

王婶是巷子里嗓门最大的女人，平时说话跟吵架似的，笑起来能把屋顶掀翻。但那天她进门的时候没有笑，也没有大声说话。她拎着一兜橘子站在门口，看着靠在藤椅上的老李，嘴唇动了动，半天才说了一句：“老李，你这脸色可不太好啊。”

老李睁开眼，摆了摆手：“没事，就是着了凉。”

“着了凉？你咳了有俩月了吧？”王婶把橘子放在桌上，走过去摸了摸老李的额头，手刚放上去就缩回来了，“你这哪是着了凉，你这得去医院！”

阿黄蹲在墙角，看着王婶在屋里走来走去，嗓门又渐渐大了起来。它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，但它听到了“医院”两个字。它认得这两个字——去年老李去医院的时候，就是被人用一辆白色的车接走的，一整晚都没有回来。

它从墙角站起来，走到藤椅旁边，把身体横在老李和王婶之间，低着头，尾巴夹在两腿中间。

王婶看了它一眼，叹了口气，声音忽然轻了。

“老李，你总得为阿黄想想吧。你要是有个好歹，它一条狗怎么办？”

老李低下头，看着蹲在他脚边的阿黄。阿黄抬起头，对上他的眼睛。老李的眼睛不像以前那么亮了，眼白里泛着一层混浊的黄色，眼角有一些黏糊糊的东西。但他看着阿黄的时候，眼睛里还是有光的。

“我知道。”老李说，手又放在阿黄头上，“我知道。”

王婶走了之后，老李在藤椅上坐了很久。阿黄趴在他脚边，把他的拖鞋叼过来放在地上，又叼回去，又叼过来。它不知道该干什么，但它觉得只要自己一直在动，老李就会看它，只要老李看它，就不会睡着。

“阿黄。”老李忽然叫它。

阿黄的耳朵竖起来，跑到藤椅跟前，把两只前爪搭在老李的膝盖上。

老李看着它，看了好一会儿。然后他从棉袄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，是一张照片。这张照片阿黄见过——老李有时候会把它从五斗柜的抽屉里拿出来，对着灯光看，一看就是半宿。照片上是个女人，梳着麻花辫，穿着碎花衬衫，站在护城河边笑得眼睛弯弯的。

“秀兰。”老李对着照片说，声音很轻，“我怕是快了。”

阿黄的耳朵抖了一下。它听不懂这句话，但它听得懂这个名字。每次老李念这个名字的时候，声音都会变得很软很软，软到像是怕惊碎什么东西。

“你在那边等了这么多年，该等急了吧。”老李把照片翻过来，背面朝上。照片背面有一行很小的字，阿黄不识字。老李看着那行字，嘴角动了动，然后小心翼翼地把照片放回口袋里，贴着胸口的位置。

窗外的梧桐树又落了几片叶子，被风吹起来，贴在玻璃窗上，像是一只只张开的手掌。有一片叶子在窗台上停了一会儿，又被风卷走了，在巷子口打了个旋，落到不知道谁家的屋顶上。

老李撑着藤椅扶手站起来，腿有点抖。阿黄赶紧把身体贴上去，让他扶着它的背。老李扶着它走到五斗柜前，拉开最下面的抽屉，从里面翻出一样东西。

是一根狗绳。

阿黄认得这根狗绳。那是老李刚捡它回来的时候买的，红色尼龙的，脖圈那头磨得起了一圈毛边。那时候阿黄还小，戴上去松松垮垮的，老李得把脖圈收到最小的那个孔。后来阿黄长大了，脖圈放了两格，但还是那条红绳子，还是那个磨得发亮的搭扣。

老李拿着狗绳在藤椅上坐下来，拍了拍身边的空地。阿黄跳上去，老李把狗绳给它戴上，扣搭扣的时候手指不太利索，扣了三次才扣进去。然后他把狗绳的另一头系在藤椅的扶手上，打了个死结。

“别怕。”老李说，“王婶明天会来带你出去。”

阿黄低头看了看脖子上的狗绳，又抬头看老李。它不明白为什么要戴狗绳——它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戴过狗绳了。老李从来不拴它，说阿黄乖，不用拴。只有去菜市场的时候才拴一下，因为菜市场有城管，不拴狗不让进。

为什么要在屋里拴？

它舔了舔老李的手。老李的手还是凉的。

那天晚上，老李没有上床睡觉。他靠在藤椅上，身上盖着那件旧棉袄，阿黄蜷在他脚边，脖子上还拴着狗绳，狗绳的另一头还系在藤椅扶手上。半夜里阿黄醒了两次，一次是被老李的咳嗽声吵醒的——那一阵咳了很久很久，老李咳得整个人都弓起来，像一只被踩了壳的虾。阿黄爬到他腿上，用脑袋蹭他的胸口，老李的手摸索着找到它的背，轻轻地拍了拍。第二次醒来的时候，咳嗽停了，老李睡着了，呼吸很浅，但还在。阿黄把鼻子凑到他手指上，确认了那缕烟草和铁锈的味道还在，才重新趴下去。

第二天早上，老李没有站起来。

王婶来的时候，阿黄正趴在藤椅旁边，狗绳被它扯得紧绷绷的，藤椅扶手被拽歪了。它看到王婶进门，发出了一声低低的、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哀叫。那不是吠，是一种更原始的声音，像是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。

王婶看了一眼藤椅上的老李，脸刷地白了。她转身跑出去，很快带回来几个男人。他们七手八脚地把老李抬起来，放在一个担架上。老李的头歪在一边，嘴还是微微张着，胸口还在起伏，但很慢很慢，慢得像是钟摆快要停了。

阿黄站起来，狗绳绷到了极限。它看着那些人把老李抬出门，抬进巷子口停着的那辆白色车子里。它认得那辆车——去年就是这辆车把老李接走的。去年它追了出去，追到巷子口就被王婶拦住了。今年它又追，狗绳勒住它的脖子，把藤椅拖倒在地上，发出一声巨响。椅背上老李靠出来的那一片深色的印子，在晨光里看得清清楚楚。

“阿黄！”王婶跑过来按住它，解开了系在藤椅上的狗绳。阿黄箭一样冲了出去，冲到巷子口，白色车子的门已经关上了。它绕着车子跑了两圈，跳起来扒车门，指甲在铁皮上划出刺耳的声响。车窗是黑的，它看不见里面，但它能闻到老李的味道，就在那扇玻璃后面，和烟草味混在一起，和铁锈味混在一起，正在一点点变淡。

车子发动了。阿黄跟着跑，四条腿在青石板路上踏出急促的啪嗒声。跑过巷口，跑过杂货店，跑过护城河边那条他们走过无数遍的土路。车子的尾灯越来越远，从巴掌大缩成蚕豆大，又缩成一粒芝麻。阿黄的腿短，呼吸越来越急，舌头从嘴角伸出来，口水被风扯成一条银线，但它没有停。它跑过桥上最后一盏路灯，跑到再也跑不动了，站在路中间，胸口剧烈地起伏着。

白色车子拐了个弯，不见了。

阿黄在路中间站了很久。秋风把落叶吹到它脚边，梧桐叶，枯黄的，边缘卷着，嚓地刮过它的前爪又飞走了。它回头看了看身后空荡荡的路，又转回来看着车子消失的方向。

尾巴慢慢地，慢慢地垂了下去。

它走回巷子的时候，太阳已经升到半空了。王婶蹲在门口等它，手里还攥着那根红狗绳。阿黄走过去，没有看她，径直进了门，走到倒地的藤椅前，把脑袋搁在椅面上。椅面上老李靠出来的那片深色的印子还在，味道也还在。

阿黄趴下来，把鼻子埋进那片印子里，闭上了眼睛。

王婶站在门口，红狗绳从她手里垂下来，拖在地上。她看着那条蜷缩成一团的土狗，嘴唇翕动了几下，最后只是叹了口气，把狗绳轻轻放在桌上，掩上门走了。

屋子里安静下来。桌上的橘子还搁在那里，橘皮已经开始发皱了。闹钟还在走，咔嚓咔嚓的。窗外又起了风，梧桐叶沙沙地响，有几片落在窗台上，有一片被风从门缝里塞进来，落在藤椅下面。

阿黄把落叶叼到藤椅下面，用爪子拨了拨，摆好。

这是老李教它的。去年秋天扫落叶的时候，老李说，叶子落下来也是好的，铺在地上，明年春天就变成花了。

阿黄把头重新搁在藤椅面上，盯着门口，等那串熟悉的脚步声从巷子那头响起来。

烟灰缸里的烟灰早凉透了。秋天的光从窗户斜进来，落在那件没带走的旧棉袄上。棉袄袖口磨得发亮，口袋上有个被烟头烫出来的小洞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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