仪凤五年，秋末。  长安城的秋意带着肃杀，宫墙内的银杏叶金黄璀璨，却掩不住从帝国边疆吹来的、日益凛冽的寒风。这寒意并非仅仅来自季节，更源于一种悄然成形、日渐坐大，乃至开始隐隐撼动帝国根基的权力结构——节度使。

太宗、高宗朝时，为应对四方战事，在边疆要地设都督、总管，后演变为节度使，本为战时临时性的军事长官，事毕则罢。然而，随着边境线拉长，战事频繁，特别是府兵制崩坏、边疆防务压力日增，这些临时性的职位逐渐固定，辖区扩大，权限膨胀，最终形成了集军事、行政、财政，乃至监察大权于一身的庞然大物。他们不再是单纯的军事将领，而是手握一方军政命符、生杀予夺的“诸侯”。而朝廷对此，或因边患急需，或因制度惯性，或因内部斗争牵制，竟在相当程度上予以默许甚至追认，使得这头权力怪兽日益茁壮。

陇右道，鄯州（今青海乐都），陇右节度使治所。

节堂之内，炭火熊熊，却驱不散自堂下躬身而立的一众官员身上散发的紧张与寒意。陇右节度使黑齿常之，这位以勇猛善战、治军严整著称的百济降将，如今正端坐虎皮交椅之上，面色沉静，不怒自威。他面前的长案上，摊开着来自鄯、兰、河、廓等州的文书，既有军情塘报，也有钱粮账册，甚至还有几份涉及地方刑名、官员考课的卷宗。

“秦州去岁应缴赋税，为何至今尚有三千五百贯未解送至鄯州？”  黑齿常之的声音不高，却带着金属般的质感，敲在堂下一位身着绯袍的官员心头。

那官员是秦州刺史府下的仓曹参军，闻言冷汗涔涔，连忙出列，躬身答道：“回禀节帅，去岁秦州遭了雹灾，数县歉收，百姓困苦，刺史体恤民情，故而上书朝廷请求蠲免部分税赋，同时……同时州内修葺城墙、疏通河道，亦有所耗，因此……”

“体恤民情？修葺城墙？”  黑齿常之打断他，嘴角勾起一丝没有温度的弧度，“蠲免赋税，需朝廷核准，朝廷的批复何在？修葺城墙、疏通河道，所用钱粮，可有详细账目呈报节度使府备案？本帅记得，秦州去岁并未上报大规模工程。”

仓曹参军语塞，支吾道：“这……刺史言，事急从权，已先行处置，账目……账目正在整理……”

“好一个事急从权！”  黑齿常之冷哼一声，手指在案几上轻轻一叩，声音不大，却让那仓曹参军浑身一颤，“本帅奉旨节度陇右诸军事，兼领营田、支度等使，凡陇右一道军、民、财、政，皆有权过问。秦州刺史不经上报，擅自动用税赋，此乃僭越！念在尔等确有为公之心，此次不予深究。所欠赋税，限一月内补足，解来鄯州。至于修葺城墙、河工之费，着秦州刺史府三日内将详细账目、用工用料清单，报于本帅行营核查。若有虚报、贪墨……”  他目光如电，扫过那仓曹参军，“莫怪本帅军法无情！”

“是，是！下官明白，下官即刻回禀刺史！”  仓曹参军如蒙大赦，连连叩首，后背已被冷汗浸透。他清楚，眼前这位黑齿节帅所说的“军法无情”绝非虚言。在陇右，节度使的意志，往往比朝廷的律令更为直接有效。

处理完钱粮，黑齿常之又拿起一份兵员文书：“洮州团结副使上报，今岁点阅府兵，实到不足七成，且多老弱。洮州乃防备吐蕃要冲，兵员如此，何以守土？”

负责兵员的司马出列，面带难色：“节帅，府兵逃亡、隐匿者日多，在籍者亦多贫弱不堪战。刺史已尽力招募‘团结兵’（地方民兵）补充，然粮饷不足，器械缺乏，战力堪忧。”

“粮饷器械，自有节度使府统筹调配。”  黑齿常之淡淡道，“传令洮州刺史，限期一月，整训兵备。所缺粮饷，可先从本州常平仓暂借，具文来报。所需器械，列出清单，报于鄯州军器监统一打造拨付。至于府兵之弊……”  他顿了顿，眼中闪过锐光，“非常之时，当行非常之法。着洮、兰、河、廓等沿边诸州，可就地募兵，选拔骁勇，厚给饷钱，编为‘防秋兵’，专司守御。所需钱粮，除朝廷定额边费外，不足部分，可由本州税赋、商税、乃至本帅特许之军市交易中抽取补足。此事，本帅会行文朝廷备案。”

“就地募兵”、“军市交易”，这些都是超出常规的权限。但在黑齿常之口中说出，却显得理所当然。边镇远离中枢，军情紧急，朝廷往往也只能“便宜行事”，追认既成事实。久而久之，节度使便获得了事实上的募兵权、征税权（以各种名目），甚至一定程度的外交权（与周边部族贸易、交涉）。

接着，黑齿常之又处理了几桩地方官员的考核升黜建议、一起涉及汉人与羌人部落的纠纷案，甚至对境内僧侣度牒的发放也过问了几句。堂下官员，无论是文是武，是汉是蕃，皆屏息静气，唯命是从。在这里，节度使的节堂，就是陇右道的权力核心，黑齿常之一言可决生死，一语可定荣辱。

会议持续了近两个时辰。诸官退下后，节堂内只剩下黑齿常之和他的几名心腹将领、幕僚。

一名心腹将领低声道：“节帅，朝廷近年对边镇截留税赋、私设军市已有微词，御史台似有风闻。我们如此……是否太过？”

黑齿常之望着堂外苍茫的远山，那是吐蕃铁骑可能来袭的方向，缓缓道：“朝廷？朝廷若能足额拨付粮饷，若能派来精兵强将，某又何须行此权宜之计？陇右直面吐蕃兵锋，鄯、廓、河、洮诸州，乃长安西大门。大门若破，长安何安？某在此镇守，要兵，要粮，要甲仗。朝廷给不了，或给不足，某不自筹，难道坐视吐蕃破关而入，屠戮百姓，直逼京师？”

他收回目光，看向心腹，语气转冷：“至于御史风闻……让他们闻去。某黑齿常之，但知守土有责，但求问心无愧。朝廷若信不过某，大可换人。只看这陇右千里防线，除了某与麾下儿郎，还有谁愿来，谁能守！”

话语中，透着边镇大将特有的桀骜与对朝廷无力支援的失望，更有着对自身实力和不可或缺性的自信。这种自信，正是节度使权力坐大的心理基础。

几乎与此同时，千里之外的安西四镇之一，龟兹（今新疆库车）。

安西副都护、实际主持安西军政的王方翼，刚刚接待完一批来自长安的使者。使者带来了朝廷对去年抵御吐蕃侵扰的嘉奖诏书和一些勉励之词，但对于王方翼屡次上奏请求增兵、补充器械粮饷的吁请，答复依旧是“朝廷艰难，着尔等因地制宜，妥善防守”。

送走使者，回到略显简陋却戒备森严的都护府正堂，王方翼屏退左右，只留下几名跟随他多年的汉人、蕃人将领。

“朝廷……呵呵。”  王方翼苦笑一声，将那份言辞华丽的诏书随手扔在案上，“又要马儿跑，又要马儿不吃草。吐蕃、突厥，虎视眈眈，西域诸国，首鼠两端。就凭安西这万余兵马，既要守城，又要震慑诸胡，还要维持商路……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！”

一名满脸风霜的汉人将领愤然道：“都护！朝廷远在万里之外，哪里知晓我等在此戍边的艰辛！粮饷不足，器械陈旧，弟兄们守着这茫茫戈壁、雪山荒漠，抛头颅洒热血，家中妻儿却时常衣食无着！如今吐蕃在西域动作频频，朝廷再不援手，只怕……”

王方翼抬手止住了他的话，眼中闪过一丝疲惫，随即又被坚毅取代：“抱怨无用。朝廷指望不上，我等只能靠自己。”  他走到悬挂的巨大西域地图前，手指划过龟兹、于阗、疏勒、碎叶，“安西四镇，乃太宗、高宗皇帝百战而得，绝不能丢在你我手中！”

“传我将令，”  王方翼转过身，语气斩钉截铁，“其一，从即日起，龟兹、于阗两地，加征商税，特别是过往粟特、波斯商队，税额提高两成。所得钱帛，半数入库，半数即刻用于招募本地蕃汉勇士，充实戍兵。其二，疏勒、碎叶方向，加大与突厥残部、葛逻禄诸部的贸易，用丝绸、茶叶、瓷器，换取他们的战马、皮革，必要时……甚至可以交换一些铁器。告诉他们，吐蕃才是我们共同的敌人。其三，派人前往焉耆、高昌等地，联络当地豪酋，许以重利，务必使其不倒向吐蕃。其四，军中工匠，全力打造箭矢、修缮城防，储备擂木滚石。粮草，向境内农户征购，可按市价，但必须足额！”

一道道命令发出，涉及征兵、征税、外交、物资筹备，完全是独立的军政运作。朝廷的诏令在这里，更像是一种遥远的象征，实际的生存和防御，全靠王方翼和他的将领们在当地的经营和决断。他们掌控着军队，影响着地方行政（安西都护本身就有管辖羁縻州的权力），支配着有限的财政收入（主要靠中央拨款和地方税收、贸易），甚至进行着事实上的外交活动。朝廷对此，很多时候也只能事后追认。

一名蕃人将领犹豫道：“都护，加征商税，恐惹商旅怨言，影响丝路贸易。与突厥、葛逻禄交易铁器，更是朝廷明令禁止的……”

“顾不了那么多了！”  王方翼断然道，“商旅怨言，总比城破人亡好！至于铁器……非常之时，行非常之事。若安西不保，丝路断绝，朝廷连一个铜板的税收都收不到！一切责任，本都护一力承担！”

在远离帝国中心、强敌环伺的安西，王方翼这样的节度使（副都护行节度使之实）拥有的“便宜行事”之权被放大到了极致。他们不仅是军事统帅，更是事实上的统治者，其决策直接关系到一方存亡，对中央的依赖和敬畏，在生存压力下，不可避免地变得淡薄。

而在帝国的北疆，朔方节度使治所灵州（今宁夏灵武），又是另一番景象。

朔方节度使李多祚，出身契丹酋长，归附唐朝后累立战功，镇守朔方多年，抵御突厥、回纥，威名赫赫。与黑齿常之的严整、王方翼的孤忠不同，李多祚在朔方，更像是一个高度自治的藩王。

灵州城内，最气派的建筑不是刺史府，而是节度使府。府内不仅有庞大的幕僚机构处理军政，还有专门负责与草原各部贸易的“互市监”，有管理境内屯田的“营田使”，甚至有自己的“法曹”处理汉胡纠纷。李多祚麾下，除了朝廷编制的边军，还有大量直接效忠于他个人的“义从”、“家兵”，多为契丹、奚、室韦等部族勇士，骁勇善战，唯其马首是瞻。

朝廷的赋税，经过朔方时，往往会被“合理”地截留相当一部分，名目繁多：补充军需、修缮烽燧、抚恤战殁、犒赏将士……朝廷的使者，往往也只能拿到一份制作精良、数据详实的账册，至于实际用了多少，只有天知道。而朔方本地的盐池、马场、以及与草原部落繁盛的贸易（包括一些朝廷明令禁止的物资），更是为李多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财源。

李多祚本人，与当地豪强、归附部族首领关系密切，互通婚姻，利益交织。他的一句话，在朔方比圣旨更管用。刺史、县令的任免，虽然名义上需经朝廷，但若不得李多祚首肯，几乎难以立足。对于朝廷，李多祚保持着表面上的恭顺，按时进贡一些战马、皮货，对朝廷的诏令，合意的就执行，不合意的就阳奉阴违，或者以“边情特殊”为由推脱更改。

“长安？”  在一次与心腹的夜宴中，微醺的李多祚把玩着夜光杯，嗤笑一声，“长安的贵人，只知道在朝堂上争权夺利，在诗酒中醉生梦死。他们可知道这塞北的风雪有多冷？可知道突厥、回纥的刀有多利？这朔方千里之地，是某和弟兄们一刀一枪，用血换来的！某在这里，就是王法！只要某不反，按时送些马匹奴婢去长安，朝廷还能把某怎样？这天下，离了某等边将，他们坐得稳那龙庭？”

话语中，是边陲重将的骄横，是实力带来的底气，更是对中央权威事实上的漠视。在朔方，军、政、财、法，乃至部分人事权，已高度集中于李多祚一人之手。朝廷的统治，在这里被一层层过滤、稀释，最终变成一种象征性的存在。

从陇右到安西，再到朔方，尽管具体情况各异，但“节度使势大”的趋势却如出一辙。  他们掌握着精兵（尽管兵员素质参差，但久经战阵，且对主将的忠诚度往往高于对朝廷），控制着地方财政（以各种名目截留、自筹），干预着行政司法，甚至影响着官员任免。在各自的辖境内，他们就是土皇帝，形成了一股股强大的、半独立的地方势力。

长安的朝堂上，并非无人看到这隐患。李瑾的奏章，一些御史的弹劾，都曾指向这一点。但每次，都被“边情紧急”、“事急从权”、“大将镇边，当专阃外”等理由搪塞过去。朝廷需要他们抵御外侮，稳定边疆，在府兵制崩溃、中央军力不足的情况下，不得不依赖这些边将。而边将们也利用这种依赖，不断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权力，形成了一种难以打破的恶性循环。

当相王李瑾在府中，再次翻阅着来自各边镇的奏报和密探传回的信息时，他的眉头越皱越紧。  黑齿常之在陇右的“事急从权”，王方翼在安西的“自行其是”，李多祚在朔方的“听调不听宣”……一桩桩，一件件，都指向那个他最为担忧的未来。

“军、政、财、法，四权合一，渐成国中之国。”  李瑾放下文牍，对坐在对面的杜先生长叹一声，“此非将帅之过，实乃制度之弊，时势使然。然其势已成，尾大不掉。如今朝廷威权尚在，他们或可恭顺。一旦中央有变，或外患加剧，这些手握重兵、钱粮自筹的节帅，谁可制之？安西之困，恐非外患，实为内疾之先兆啊！”

杜先生默然，片刻后道：“王爷所虑极是。然则，积重难返，牵一发而动全身。朝中诸公，多认为边镇虽有小弊，然维稳为重，不宜轻动。且……太子殿下似乎也倾向于维持现状，不欲激起边将变故。”

李瑾望向窗外阴沉的天色，缓缓道：“痈疽不挑破，只会越烂越深。待到痛彻骨髓，便无药可医了。安西的烽火，或许能烧醒一些人。只是不知，是醒来得快，还是火烧得快。”

他心中清楚，节度使坐大，已成帝国躯体上一颗巨大的毒瘤。要切除它，必将伴随剧痛和流血。但若放任不管，终有一日，这毒瘤会要了整个帝国的命。而留给他的时间，似乎越来越少了。安西的急报，或许就是那最后一根***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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