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想起上次找老张帮忙时，老张偷偷跟他说的话：“老汪，现在这形势，谁都不敢顶风作案。刘建国这事，涉及强奸，还是良家妇女，要是被人知道我给你透消息，我这工作都得丢，说不定还得被问责。”

老汪端着热水杯，站在原地，眉头皱得紧紧的。

他今年五十八岁，还有两年就正式退休了。

这些年在单位里，他一直谨小慎微，没出过一点差错，就盼着退休后能安安稳稳地过日子，带着老伴去南方旅旅游，弥补一下年轻时忙于工作，没陪她好好玩过的遗憾。

要是为了刘建国这事，把自己搭进去，不仅晚节不保，还得连累老伴跟着受委屈，这值得吗？

可一想到父亲的嘱托，想到刘家的恩情，老汪的心又软了。

刘建国虽然有错，可罪不至死吧？要是自己能帮他想想办法，说不定能从轻处理。

他甚至想过，要不要找以前的老领导说说情，哪怕只是让办案人员手下留情，别把事情闹得太大。

可这个念头刚冒出来，就被他自己掐灭了。

他想起前几天，单位里的老陈，因为给一个涉嫌贪污的亲戚说情，被纪委约谈，最后不仅被通报批评，还被降了级。

现在这形势，谁都不敢跟“严打”对着干，谁敢冒这个险？老汪走到藤椅旁坐下，双手捧着热水杯，感受着掌心传来的温度，却暖不了冰凉的心。

他想起刘建国刚才说的话，“汪哥，您就再帮我一次，就一次！”那语气里的绝望，像针一样扎在他心上。

要是自己不帮他，刘***不会真的被判刑？那刘叔在天有灵，会不会怪他忘恩负义？

可要是帮了，自己的退休生活就全毁了。一边是救命恩情，一边是法纪威严；一边是良心谴责，一边是个人前途。

老汪觉得自己像站在悬崖边上，往前一步是万丈深渊，往后一步是心安理得，可他却怎么也迈不开脚步。他拿起手机，翻出通讯录里“刘建国”的名字，手指在屏幕上犹豫了半天，最终还是没敢拨出去。

他知道，自己一旦拨通这个电话，就再也没有回头的余地了。

就在这时，老伴从卧室里出来，看见他坐在客厅里发呆，关切地问：“老汪，怎么了？刚才谁来了？我听着好像是刘建国的声音。”

老汪赶紧把手机揣进兜里，勉强笑了笑：“没什么，就是他来问点事。你别管了，赶紧去做饭吧，我饿了。”

老伴疑惑地看了他一眼，没再多问，转身走进了厨房。

厨房里传来哗哗的流水声，还有抽油烟机的轰鸣声，可这些声音却一点也没让老汪的心情平复下来。

他看着窗外渐渐暗下来的天色，心里的矛盾越来越强烈。

他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，不知道该如何面对父亲的嘱托，如何面对刘家的恩情，更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自己的良心。

“老天爷啊，你说我该怎么办？”老汪在心里默默念叨着，眼角不知不觉湿润了。

他这辈子，从没像现在这样为难过。一边是人情，一边是法理，他就像被夹在中间的夹心饼干，左右为难，动弹不得。

而此时的刘领导，还在办公室里四处打电话求人。他不知道老汪心里的挣扎，更不知道自己的命运，早已在他做出那龌龊事的那一刻，就注定了结局。

他只知道，自己不能就这么完了，他还想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，还想保住自己的官位，保住自己的荣华富贵。可他却忘了，有些错，一旦犯了，就再也没有回头的机会了。

老汪坐在藤椅上，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杯沿，脑子里突然蹦出父亲曾跟他讲过的旧事——建国初期那两个被枪毙的贪污犯，一个是地委书记，一个是粮食局长，论级别比现在的刘建国高得多，可犯了错照样没躲过法律制裁。

父亲当时拍着桌子说：“这就叫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！不管你官多大，只要敢碰红线，就得付出代价！”这话像重锤似的砸在老汪心上。

他猛地清醒过来，刚才那点动摇瞬间烟消云散。

是啊，连当年的高官都逃不过，现在“严打”期间，刘建国这事要是真查起来，谁能保得住他？

自己要是掺和进去，别说退休待遇了，能不能安安稳稳拿到退休金都是个问题。

他想起儿子去年考公务员时，政审环节查了三代，连远房亲戚的档案都翻了个遍。

要是自己因为帮刘建国丢了工作，甚至留下案底，儿子以后想进好单位、考研深造，政审这关肯定过不了。

直系亲属有污点，这辈子都得背着“黑锅”，他不能为了刘家的恩情，毁了儿子的前途。

“不能帮，绝对不能帮！”老汪在心里默念，端起茶杯一饮而尽，茶渣硌在嘴里，苦得他皱紧眉头，可心里的主意却越来越坚定。

他起身把父亲留下的老照片摘下来，用布仔细擦了擦，又重新挂好，心里默默对父亲说：“爹，不是儿子忘恩负义，实在是这忙碰不得。刘建国犯的错，得让他自己承担，我不能把全家都搭进去。”

就在老汪收拾茶几准备休息时，门外突然传来轻轻的敲门声，“笃笃笃”，节奏缓慢，却透着股急切。

老汪心里一紧——这时候了，谁还会来？

他蹑手蹑脚走到门边，透过猫眼往外看，只见刘建国站在门口，手里提着个黑色的手提包，包身鼓鼓囊囊的，在楼道昏暗的灯光下泛着冷光。

老汪的眉头瞬间皱成了疙瘩，不用想也知道，那包里装的是什么。

“谁啊？”老汪故意压低声音，装作刚被吵醒的样子。

“汪哥，是我，建国。”刘建国的声音带着讨好的笑意，“我知道这时候来打扰您不对，可我实在有急事，就耽误您几分钟，您开开门呗？”

老汪犹豫了一下，最终还是拉开了门。

他不想让邻居听见动静，引来不必要的麻烦。

刘建国一进门，就把黑色手提包往茶几上一放，“啪”的一声轻响，包里的东西撞得包身微微晃动。

他脸上堆着笑，搓着手说：“汪哥，您还没休息呢？我这也是没办法，实在是走投无路了，才来叨扰您。”

老汪没接话，指了指沙发：“坐吧。”

他的目光落在那个黑色手提包上，心里像揣了块石头，沉甸甸的。

刘建国坐下后，身体往前倾了倾，声音压得更低：“汪哥，之前是我不懂事，没拿出诚意。您看，这里面是五十万，您先拿着。要是这事能平了，我再给您加五十万，不，一百万！”

他说着，就想打开手提包，好像急于让老汪看到里面的钱。

“别打开！”老汪突然喝止，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慌乱。

他怕这钱一旦露出来，自己会控制不住心动，更怕被人看见，留下把柄。

刘建国的手僵在半空，愣了愣，随即又笑了：“好好好，我不打开，我不打开。汪哥，我知道您不缺钱，可您想想，您儿子明年就要结婚了，买房、装修哪样不要钱？还有您老伴的身体，时不时就得去医院检查，这钱也能给您减轻不少负担。”

老汪的心里确实动了一下。

儿子结婚的房子首付还没凑齐，老伴上个月体检，医生说心脏不太好，需要定期复查，要是能有这笔钱，确实能解决不少问题。

可他转念一想，这钱是烫手的山芋，一旦拿了，就等于把自己绑在了刘建国的战车上，以后刘建国要是出了事，自己也跑不了。

“建国，不是钱的事。”老汪深吸一口气，语气坚定，“现在是什么形势，你比我清楚。‘严打’期间，谁都不敢顶风作案。我要是帮了你，不仅我自己要进去，我全家都得受牵连。我儿子、我老伴，他们招谁惹谁了？我不能这么自私。”

刘建国的笑容僵在脸上，语气急切起来：“汪哥，我知道风险大，可您人脉广啊！您就帮我找找人，哪怕只是让办案人员放缓点进度，我也好有时间想办法。这钱，您先拿着，就算事情没办成，我也不往回要，就当是我孝敬您的！”

“这不是孝敬不孝敬的事！”老汪猛地站起来，声音提高了几分，“建国，我劝你别再折腾了！赶紧去自首，争取宽大处理，这才是你唯一的出路！你要是再执迷不悟，谁也救不了你！”

刘建国看着老汪坚定的眼神，知道这次是真的没希望了。

他坐在沙发上，像泄了气的皮球，双手撑着头，肩膀微微颤抖。

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才抬起头，眼里满是绝望：“汪哥，连您也不帮我，我是真的完了……”

老汪看着他这副模样，心里也不好受，可还是硬起心肠说：“不是我不帮你，是我帮不了你。你好自为之吧。”

他顿了顿，又补充道：“把你的东西拿走，我不需要。”

刘建国盯着茶几上的黑色手提包，犹豫了半天，最终还是慢慢站起来，提起包，踉踉跄跄地往门口走。

走到门口时，他停下脚步，回头看了老汪一眼，想说什么，最终还是没说出口，转身消失在楼道里。

老汪看着紧闭的门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，后背已经被冷汗浸湿。

他走到茶几旁，拿起杯子倒了杯冷水，一饮而尽，冰凉的水顺着喉咙往下滑，让他混乱的脑子清醒了不少。

他知道，自己这次的决定是对的。虽然对不起父亲的嘱托，对不起刘家的恩情，可他保住了自己的家庭，保住了儿子的前途。

在恩情和法理面前，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后者。而刘建国提着黑色手提包，走在漆黑的楼道里，脚步虚浮。

他不知道该去哪里，该找谁帮忙。那五十万现金，是他最后的筹码，可现在，这筹码也失效了。

他抬头望着窗外漆黑的夜空，感觉自己像一只断了翅膀的鸟，随时都会坠入深渊。

“刘建国被立案了！听说马上要刑拘！”这话像长了翅膀，一上午就飞遍了整个机关大院。

刘领导坐在厂长办公室里，手指攥着手机，屏幕上是秘书发来的消息，字里行间的恐慌几乎要溢出来。

窗外的阳光透过百叶窗，在他脸上投下斑驳的阴影，可他只觉得浑身发冷，像被扔进了冰窖。

“哐当”一声，他手里的搪瓷杯摔在地上，茶水溅湿了裤脚，他却浑然不觉。

脑子里全是“刑事拘留”四个字——那意味着要被戴上手铐，要被关进看守所，要在档案上留下永远抹不掉的污点！

他猛地从椅子上站起来，来回踱步，皮鞋踩在地板上的声音，在空荡的办公室里显得格外刺耳。

不行，绝不能被抓！他是加工厂的厂长，厂里管着全市建筑行业的建材供应，从钢筋水泥到施工设备，全是他一句话的事。

每年上面拨下来的几百万专项款，也都是他签字才能动。

这些年，他早就把厂里的账目打理得“清清楚楚”，想从里面套点钱，比拿自己口袋里的还方便。

“钱，只要有钱，就一定有人能帮我！”刘领导咬着牙，眼神里闪过一丝疯狂。

他抓起桌上的电话，拨通了财务科的号码：“喂，给我准备两百万现金，用黑色的行李箱装，半小时后送到我办公室！”

挂了电话，他走到保险柜前，手指因为紧张而发抖，试了三次才打开密码锁。

里面整齐地码着几沓银行卡，他随手抓了一把塞进公文包，又从抽屉里拿出一本房产证——这是他去年偷偷在郊区买的别墅，现在也顾不上了，只要能保住命，这些身外之物都不算什么。

半小时后，财务科的人提着一个沉甸甸的黑色行李箱，小心翼翼地走进办公室。

刘领导一把夺过箱子，拉开拉链看了一眼——满满一箱子现金，红色的钞票堆得像小山，散发着油墨的味道。

他满意地点点头，打发走财务，提着箱子就往外走。

这次，他没再偷偷摸摸，而是开着自己的黑色奥迪，一路闯红灯，直奔老汪家。

车停在楼下，他提着箱子，脚步踉跄地往上跑，楼道里的声控灯被他的脚步声惊醒，一盏接一盏地亮起来，又在他身后熄灭，像在为他的末路倒计时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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